创新社会管理，是指在现有社会管理条件下，运用现有的资源和经验，依据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态势，尤其是依据社会自身运行规律乃至社会管理的相关理念和规范，研究并运用新的社会管理理念、知识、技术、方法和机制等，对传统管理模式及相应的管理方式和方法进行改造、改进和改革的过程。创新社会管理是多层面、多层次、多因素的“立体化”过程，不但要考虑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也要与主流价值观念相契合、与社会的道德文化相结合。在我国，创新社会管理更离不开坚实的道德文化基础。

　　创新社会管理离不开

　　马克思主义道德思想体系

　　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形成了完备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在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具有基础性意义，发挥着根本性的引领作用。马克思主义决定着我国的基本性质和发展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代表了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期待，是中华民族强有力的凝聚力量。爱国主义和改革创新是我国的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是鼓舞我国人民勇于开拓、勇于创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创新社会管理指明了方向、引领了道路、规范了内容、提供了内核。创新社会管理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最高目标，这也是创新社会管理应该遵循的根本原则。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义在于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这就决定了我国创新社会管理，必须以维护、促进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原则，这也是我国创新社会管理的合理性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目标与国家发展、个人幸福紧密结合，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期待和要求。任何形式、方式的创新社会管理，都必须有利于促进共同理想的实现，共同理想也为创新社会管理提供了道德评判标杆。

　　创新社会管理离不开

　　深厚的传统道德文化积淀

　　我国是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文明长河中，积淀了雄厚的传统道德文化。在中国千百年的主导伦理观念中，“仁者爱人”深深蕴含于人性之中，孕育着中国人民的宽厚、善良。我国的“仁爱”既包括“父慈子孝”的血亲之爱，也包括相互关怀的社会之爱，强调社会成员之间互敬互助的和谐关系。在社会层面实现“仁爱”精神，达到“大同”的境界也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美好的期待和愿景。《礼记·礼运》详细描述了理想的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仁爱”精神与“大同世界”的理念成为中华民族数千年自我发展、完善的不懈追求，维护着人们内心深处的道德秩序，在彰显社会责任、自我意识的同时，凸现了对于他者的宽容和理解。社会管理的创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族文化、精神、价值的支撑。厚重的传统道德文化，将为创新社会管理提供丰富的伦理理论依据，提供具有历史内涵的价值智慧。融入民族品格的传统文化，也为创新社会管理营造了良好的公众心理环境，使社会管理的创新更容易受到人民的理解、认同、接受和支持。

　　创新社会管理离不开

　　社会道德治理经验

　　德治一直是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在传统社会中，德治甚至占据着社会治理的主导地位。早在周代，古人就提出了“明德慎刑”、“为政以德”的德治理念。在唐代则形成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德治方略。我国传统文化中从来都闪耀着善良人性的光芒。孟子认为，人的道德来源于人性本身。人的四心就是善的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因此，人都是可以教化的，都能够成为具备高尚品德的君子。德治逐渐被推到了德政的高度，成为我国传统社会中最基本的治理手段和方式。德治作为一种触及人心灵深处的管理方式，注重施政者道德人格的修养，追求社会成员自觉地自我约束。相对于法制，德制的社会成本更低，更能体现对于人格的尊重，对于人性的关切。创新社会管理的主旨就在于“以人为本”，在于满足社会成员更多的主体需求。人性化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管理的基本趋势和本质要求。创新社会管理必须尽可能尊重人的主体性，发挥社会成员的主体意识和主观能动性，强化社会管理部门的服务理念。在社会管理创新的方式和模式选择方面，选择基于道德的软性模式更符合当前社会管理的价值追求。我国长期积累的社会道德治理经验无疑为创新社会管理提供了宝贵、有益的管理资源。

　　（李建华 作者系长江学者、湖南城市学院院长、中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