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大概是国内提出压减行政支出以应对当前经济困难形势的第一例，而且是政府主动提出来的，令人感动。但所谓压减行政支出到底是一个道德倡议，还是有什么“硬杠杠”，目前不得而知。政府准备奉行一个好原则，而好原则我们是从来不缺的，所以相关政策的实际效果只能存疑。

　　环顾世界，如果经济出现困难、政府入不敷出，政府压减行政支出，实际上是一个“国际惯例”。广东省基于财税增长乏力的现实，提出带头压减行政支出过“紧日子”，是与国际接轨的表现。在有些国家，一旦财政入不敷出，政府除了压减行政支出，能够想的办法着实不多；而在我们这里，行政支出于财政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拥有实际的优先权。压减行政支出是一个原则，而无比灵活的原则在现实中往往走向自己的反面。

　　要政府带头压减行政支出，现在需要的是制度供给，而不是政府给自己确立一个原则要求。只供给原则、不供给制度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原则溃不成军的历史：我们什么时候忘记提“艰苦朴素、历行节约”之类的干部作风要求了？但我们的“三公”消费以千亿元甚至万亿元计。这正是因为我们满足于道德倡议，却很少从制度上规范“三公”消费。

　　也不是我们没有想办法规范“三公”消费，而是规范不得其法。我们有就事论事的文件规章，却缺乏“顶层设计”，对权力实施有效制约的大题目根本还没展开。

　　政府自己主动提出压减行政支出，表现了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但其漏洞恰恰在于其纯粹的“主动性”，缺乏外在制约。现在政府财税增收减速，而民生支出的增长往往是刚性的，考虑到有些政府部门行政支出的自我放纵，“压减行政支出”的确必要和迫切。看一看还有那么多农村孩子连吃顿午饭都困难，那么多孩子坐牛车、三轮车上下学，再想一想某些官员“三公”消费快活赛神仙，“压减行政支出”不仅必要，而且绝对可能。

　　现在亟须切实可行的制度性安排，而不是“勤俭节约”之类的原则要求。我们的官员，太容易把原则当成制度了，向官员们提个“压减行政支出”的要求，就以为“高标准严要求”、对得起人民群众了，但是没有切实可行的制度，“高标准严要求”其实什么都不是。自己的良心被安放好了，而民众并没有得到任何实惠。所以官员们一旦提出一个好的原则，如果确实又是真心实意的，就要把目标、政策措施、绩效评估、奖惩细则之类想好，一并公布。

　　其实，既有的政策措施也未必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恐怕还是让政府在某些事务上变主动为被动。政府主动向善，正合道德主体身体力行之要义。但政府单方面的善，往往容易变成空话大话。解决这一困局，第一是用法律制度规范之，第二是以民意约束之。制度的善，比口头原则可靠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