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办证吗，学生证、毕业证？”笔者刚出4号线人大站地铁A1口，三四个抱着孩子的年轻母亲便围了上来。再往前走，孕妇、抱小孩妇女越来越多，单是离校门最近的树荫下，就有10来人在招揽生意。

　　在坊间，“孕妇、抱小孩妇女”已成为人大东门外的标签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1条规定，怀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婴儿的行为人不被执行行政拘留处罚。这意味着，一些卖证妇女可以长期逃避法律打击。

　　笔者经过多日调查，勾勒出这一群体的大致特征：孕妇或哺乳期妇女，年龄20岁～40岁，来自欠发达地区，丈夫多在京打工且知道她们的职业，本人意识到行为违法但普遍不愿转行。

　　在卖假证者的聚居点之一小牛坊，常住居民宋女士道出了卖假证者的历史变迁：“原来是江苏人在干，后来河南人加入他们的队伍。再后来，什么人都有了，山东，东北，张家口……”

　　“我们做的事是违法的”

　　人大东门出门右转不远就是地铁人大站，左转走10余分钟可到地铁海淀黄庄站。两站中间，还夹着两个天桥、两个公交站台、两个十字路口，周围还建有不少商业、娱乐设施。有人说，正因如此，人流多，卖证者才聚集在这里。

　　在公交站台对面的树荫下，卖假证者刘丽穿着素色上衣，一边抱着两个月大的孩子一边招呼着路人光顾自己的“假证生意”。

　　见孩子哭闹得有些厉害，笔者建议给他吃点东西。只见她从包里掏出一本仿冒的北京大学学生证往孩子手里一塞，“没事，他只是要玩学生证。”孩子果然安静了下来。

　　刘丽包内的学生证，有仿冒北大的，也有仿冒人大、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在京高校的，都已盖好印章。刘丽还用一张纸包着火车票优惠磁条，“最近学校管得严，真磁条断货了，这些都是假的。现在100元也进不来真货。”

　　一位年轻男子给了刘丽一张照片。她拿出圆形模子给照片刻上钢印，就做完了学生证，收了30元。整个过程不过10秒钟。男子说，他过几天要去外地，拿学生证去景区可以打折，“以前这里卖假证的特别多，天桥上都是，现在少了”。

　　此时，一位戴墨镜的中年男子过来问：“这玩意也要30元？”“这都是违法的。”刘丽答。

　　“我拿的，是我违法。”

　　“我们给你做出来，我们也违法。”

　　“这一切都是违法的。”墨镜男笑着总结，随后说：“我要几本毕业证。”

　　突然，远处传来一声叫喊，刘丽急忙抢过证件样本，往校门方向跑去，随后拐进旁边的绿化带。笔者赶到时，绿化带里已聚集了五六个妇女，一会儿便疏散开了。

　　“刚刚有警察。你们没干这行，不懂。”刘丽长长吐了一口气。事后，一位刚来一周的孕妇告诉笔者：双手空空，走路笔直，就可能是便衣。

　　笔者发现，刘丽所在的这片绿化带有点“玄机”：一处栏杆断了，可通往大街；一处可穿过小树丛，通往人大校门；另一边则通往其他绿化带。泥土里留着好几个脚印、塑料袋。刘丽一边环顾四周一边催促：“你们买不买证，买完证就赶快走。”

　　采访中，卖证妇女无一例外地坦言：她们做的事是违法的。尽管如此，在孩子出生或哺乳期满之前，这些妇女很少想过今后如何是好。

　　初中辍学，18岁嫁人，次年生下第一个女儿，在辗转浙江、辽宁、广东、河南等地打工多年之后，来自河南平顶山乡村的张小花今年6月随丈夫来北京投靠表亲。已怀了第二胎的她，这次没有拾起服务员、纺织工等老本行，而是选择加入大学校门的“卖假证大军”。

　　张小花并非没做过正当职业。因为不喜欢老师，她没读完初中就来到东北，在母亲的介绍下去超市当服务员。后来，父亲让她到广州一家服装厂工作，她嫌机器嘈杂，一天都没干。当张小花随做室内装修的丈夫去浙江时，她找了个绣花的活儿。后来，丈夫迷上了赌博，她一气之下回了老家，丈夫只好跟着回去了。

　　丈夫来京后没出来找工作。张小花只好自己出来赚钱。

　　思来想去，张小花在老乡介绍下开始卖假证。“超市一般每月1000多元。做这行，卖得好估计两三千元，不好的也是1000多元。”她想，如果失败了，再换丈夫出来打工。

　老手一年能赚十几万元

　　7月1日20时20分，笔者暗中跟随4名卖证妇女坐公交车回家。车驶离市中心1个多小时后，她们在“航天城北站”下了车，随后横穿马路，走向一个村落。

　　此处叫小牛坊，位于唐家岭以北4公里。进村路上有不少小坑，里面堆着碎石。小路左边杂草丛生，右边多为一两层的小房，墙体略有裂缝，门上钉着木板。

　　村旁有一个建筑工地。来自四川的陈力就在工地上服务。他说，这里面临拆迁，房租每月只要两三百元，面积大多10平方米上下，不过可能随时得搬走。

　　王红，38岁，来自河南平顶山，已来北京两年的她与老乡住在小牛坊。在老家，她花20万元买了套城里的房子，13岁的大女儿也在县城读初中了。王红刚来北京时怀有身孕，经老乡介绍，决定卖假证。

　　王红说她进货可以更便宜。一般学生证进价2元～5元，售价15元～30元不等。毕业证能卖两三百元，如果是能上网查询的，可以卖数千元。“差的一天能赚三四百元，好的时候七八百元。真的，我一年可以赚十几万元。”王红说，房租每月只要300元，如今孩子生下来了，她赚的比丈夫还多。

　　在圈里人看来，怀孕、哺乳期是干这行的“硬件”。张小花是王红的老乡，她说，她认识个朋友，想干这行但是没小孩，于是找别人借了一个。后来警察把那人抓到了，带到医院一化验，真相大白。结果，孩子被送回老家，朋友被关了起来，“听说至少被判了半年。”

　　入行不到1个月，张小花就有被抓的经历了。但她的“事业”显然还没“上路”。笔者发现，她早上只卖了两个学生证，同样的证件，别人进价2元，她需要5元。而多位卖证者透露，人大东门外整条街都是同一个老板。至今为止，张小花没接过毕业证的大单子，别人来询问业务，她也不太清楚。

　　“不过，我们时间比较自由。”张小花说，她们与老板并不存在上下级关系，老板批发，她们进货，然后倒卖赚取差价。“我们的收入不用给老板，也没有统一组织。”

　　事实上，这只是京城卖假证人群的冰山一角。卖证者透露，还有一伙人在四环附近的学校活动。按照指点，记者在北大南门东侧附近发现两拨卖证妇女，分别来自安徽、山东，共有8人。她们的假证藏在身旁的电动车里，孩子已能走路。

　　附近有一条300来米的路，地上贴着40余张假证广告。除卖证收入外，她们的老板还会根据效益给提成，如每卖10元给1元。

　　有人为了卖证十几年中生了6个孩子

　　王红趁揽活间隙与笔者聊天：“现在他爸上班去了，我抱着孩子在大街上喊，反正也不太累。等孩子能走了，我就不干了。”

　　“不过，我们就不想回家！”王红算了一笔账，“种地，一家能赚几个钱？你说，咱家老公在外面再累，也才挣3000多元。我在这儿吃吃喝喝，一年也能挣十几万元。来北京的时候，我们就带了一床被子。现在的东西，都是来北京后买的。”

　　王红很崇拜一个老乡。她说，那老乡一直干这个，10来年生了6个孩子，5男1女，最大的今年已经18岁了。“几个孩子生下来，赚了300万元！”

　　按王红的说法，几年前这行生意很好，一张假毕业证能卖到1000元。现在，一大批人由于利润吸引加入卖证行业，人一多，价格就跌，那种毕业证如今只能卖一两百元。

　　小牛坊的房东宋清就遇到过以“生孩子+卖证”为业的房客。“有些卖假证的人狂要孩子。生了一个又一个。”宋清在膝盖处比划了一下，“小孩刚这么高，又怀上了。”

　　“我家曾住过一户卖假证的。她养了一个小姑娘、一个小男孩，小男孩长得挺好看的，就七八个月大。一次交货的时候，对方说可以帮她抱会儿小孩，结果就把小孩抱走了。他们也无所谓，又要了一个。”宋清有点气愤。

　　后来，110屡次找上门来，有时还查出不少印章、假证，这把宋清吓了一跳。终于，她对那些卖假证的房客下了“逐客令”。

　周围人们的习以为常和警方的尴尬

　　来来往往的路人养活了这批卖假证的妇女。笔者观察发现，顾客当中有不少学生，有的来自外地，也有的是附近高校的研究生和本科生。

　　笔者在校园内随机访问了10余名大学生。他们普遍认为，卖证人的叫卖声很烦，影响学校形象，是不诚信的表现。但是，这些同学无人举报卖证者。他们说：“这是社会正常现象”、“举报了也没用”、“习以为常了，见怪不怪”……

　　周围居民也默许了这条利益链的存在。

　　甚至，一位身穿公司制服的湖北妇女，一边在入口登记车辆进出信息，一边卖起了假发票。她告诉记者，若想办证可以留下电话，她会帮忙与卖证者“搭桥”。

　　“她们各种证件、公章都有。比如，像你，如果会电工，但没有电工证，工资只有一两千，有证的工资就有五六千元了。”她推荐道。

　　7月3日，笔者在一位卖证妇女处获得了老板的联系方式。电话中，笔者假称需要5本可上网查到的毕业证，希望带上样本、当面交易。这位名叫“伟嫂”的30来岁妇女答应第二天见面，每本2000元，先付一半定金。时间、地点都由笔者决定。

　　伟嫂说，这些证件都是自己做的，她的手机号码也已用了10多年，没必要因为这笔生意骗人。

　　海淀区一位不愿具名的警官透露，警方曾多次捣毁过假证窝点，房间内一般有打印机、模具等设备。“不过，能上网查的证件，肯定是骗人的。”

　　其实，警察和城管的岗亭离人大东门不过200米，路人说，这里每天都会上演警察驱赶卖假证妇女的场景。一位工作8年的清洁工告诉记者，他刚来时这里就有人卖证了，每天，他都要拿着铲子清理卖证者贴在地上的小广告，“隔几步就要弯腰一次。”

　　尽管天天在巡逻，但这位民警感到这份差事做得很憋屈，“追不是，不追也不是。”事实上，卖证妇女也明白这一点：追她们，万一孩子出事，警察要负责任；不追，可他们是警察。（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