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牛凤瑞

　 发展到今天，中国的城市化究竟该如何评价？快了还是慢了？日前，记者采访了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原主任、研究员牛凤瑞老师，试图了解他如何看待中国城市化现状和对未来的展望。
　　 记者：您能否点评一下1978年前后的中国城市化的差异和现状？
　　 牛凤瑞：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谈。
　　 第一，社会政策大大的落后于城市化进程。我们都知道，1978年之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从50年代到改革开放，我们国家城市实行的是统购统销，对于农民进城设置了一个非常高的门槛。当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是生产力低下的客观限制导致的。1978年以后我们实行了改革，这个改革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改革，使农产品的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城市市民吃饭没问题了，就为城市化的加速提供了物质前提。经过“包”字进城、国企改革以及一系列的改进，城市化的门槛在逐渐降低，户籍的限制至少削弱了，因为吃饭不成问题了，户籍制度有些已经名存实亡。但是农民进城还受到城乡二元体制的约束。他们可以提供劳动力，获得收入，但是本人不能实现完全的城市化，至少整个家庭不能。这是改革开放前后的根本差异。但是从总体上说，我们的政策还是大大落后于城市化的进程。
　　 第二，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进程。我们国家的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现在的45%左右，年均提高0.9个百分点；现在每年有1000多万人口进城。虽然这样的城市化速度已经非常快，但还是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具体表现就是，每年由于农民返乡过年过节而带来的大规模民工潮，说明他们在城市里没有归属感和认同感，还不能安居乐业；问题当然同时还体现在留守儿童和空巢家庭等方面。这种落后的城市化导致的民工潮是弊大于利的。且不说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是造成城市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单是看中国现在大概有1亿左右的农民工，这些农民工每年回乡一次，那么往返费用就有500亿~1000亿元之多，而这种消耗是只创造GDP而不创造财富的纯消费。但是民工潮的确是符合现在的城市格局和利益结构的现象，是对城乡二元体制的某种认同和妥协。这种现象减少了城市公共支出，但这种支出远远要小于上面谈到的在城乡之间流动的成本。
　　 记者：城乡壁垒的“二元社会”到现在是否已经缓解或解决了呢？就您了解，近几年在这方面的成果和不足有哪些？
　　 牛凤瑞：只能说我们向着解决的方向前进，但是还未破题。我曾经在我的文章中提出过，要想破题我们要注重三个问题。
　　 第一，给农民以进城的自主选择权。这个问题其实现在已经基本解决了，清理城市“盲流”的情况在近几年大大减少，但还不能说完全没有。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有没有我没有调查，但至少前几年还有，听说过。
　　 第二，给已经进城的农民以同等的市民待遇。虽然我们已经有要平等对待农民工的呼声，但是现实的状况并不乐观。首先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农民工子女，也就是非城市户口的小孩上学难的问题。据我所知，在北京，没有本市户口的小孩上学仍要交1万多块钱的赞助费。而农民工本人也未享有和普通市民一样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还有就业方面上的户籍歧视。在解决这些问题的道路上我们仍然任重道远。分析一下原因，造成这种待遇不同的最直接原因当然是没有强大的公共财力做后盾；思想上则主要受到了逆城市化思潮的影响，他们认为如果农村人口大规模进城会造成“贫民窟”，危害城市和谐与安全。但是我认为出现“贫民窟”的可能性小，即使出现，也是在未来进程上的重要阶段，是可以在发展中解决的问题。
　　 至于中国的城市会不会像拉美地区一样出现人口爆炸？我认为这个问题是不成立的。首先，我们国家进城的农民通常都在家乡有一块承包田，他们来城市的目的无非是获得更高的收入，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和环境，是一种选择。这从根本上与拉美国家不同。其次，中国政府是强势政府，有能力及时解决一些与发展要求不一致的现象。即使“贫民窟”出现，政府的强介入也很快就能解决问题，比如大规模建设廉租房的方案等。最后，即使出现了“贫民窟”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从北美以及拉美地区的情况来看，从“贫民窟”里走出了多少体育明星、电影明星和政坛名人。他们虽然生活在“贫民窟”，但接受到城市化的洗礼，这是农村不具备的。同时，由于问题集中，国家扶贫或者解决问题时，投资回报率会比分散在各个农村时高。
　　 第三，如何看待农民进城后的公平问题。现在有很多社会声音在为农民工说话，但是他们通常都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以后，农民工仍然还要留在城市接受这种不公。原因有两个，一是相对收益高；二是看重在城市的发展前景，包括他们自己以及下一代的发展。这是一个非常理性的考量。
　　 记者：像您刚刚说到的那样，有人说现在中国有过度城市化的趋势，对这个您是怎么看的？
　　 牛凤瑞：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知识结构、不同的信息把握程度、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研究方法，对同一现象会有不同的判断，这是正常的。对于中国的城市化形势判断无非有两种：超前论和滞后论。用同样的论据，不同的思考模式就可以驳倒对方。比如说，超前论的主要依据就是民工潮，那我可以说这民工潮正好证明是滞后的一个重要的事实根据。正是因为我们的进城门槛还很高，农村人口进城市很难，融入城市更难，所以才有现在的上亿农民工在城乡之间的大规模迁移。城市拥挤则是城市必然伴生物，其收益大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