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谢国忠也改变了一贯唱衰的立场，在最近回答上海证券报的采访中，谢国忠认为城市化带来的是房价越来越高，与此同时，也提高了城市化发展的门槛。所以，随着城市化率不断提高，人们出于追涨的心理，目前出现了短期房价的上涨。

但从长期看，供求总是要寻找一种平衡的。房价越高需求越低，在达到相对平衡后，销量就会出现下降，平衡被打破，房价寻求下一个支撑点。所以，短线的追高出现的是短期的泡沫。

刚性需求到底有多么强烈？刚性需求真的会消灭吗？答案是否定的。商品房房价高不高？与最低消费人群的收入对比，不光商品房房价高，经济适用房的房价最低收入人群也接受不了。那么是否会改变商品化的房地产市场趋势？答案也是否定的。那么保障房解决全体中低收入阶层的产权居住，可以短期内解决吗？是最好的分配方式吗？答案也是否定的。走出来的步伐绝不会再退回去。原因是只有在市场化房地产改革之后的11年，住房改善程度才越来越高，整个社会的居住需求满足程度才越来越高。

只有住房消费趋势和习惯的改变，才是目前最现实的考虑。

今天看了《蜗居》前17集，感触颇多。对于很多的问题我在表示异议的同时，也深深的为海萍的奋斗和蹉跎所感动。这是底层的生活状态，但是这样的生活状态必须要依靠自力来改变。当然还有就是自己的消费习惯的改变。

李奶奶要做茅房里的石头的钉子户理论，我更是深有感触。颇多的拆迁经历告诉我，在很多时候开发企业或者拆迁公司面临的是李奶奶这类很难啃动的硬石头，这样的情况下，究竟谁是鸡蛋，谁是石头是一目了然的。很多案例也表明在拆迁问题上的悖论：最近的两则新闻我相当关注：一个是最牛的开发商被判死刑，一个是最牛的钉子户杀人被判三缓五。拆迁，越来越成为土地收储环节的最大难题。

我赞赏的还是我所经历的拆迁形式，特别是中小城市的实物安置、原址返迁的原则。这是和京沪等超一流城市完全不同的拆迁形式。在与被拆迁户的交流中，对于很多城市的原有拆迁理念深深地不以为然。但是我们看到的是，最初的拆迁征地过程的不合理正在逐步改变。

但是即使是政府和开发企业再努力，一步到位的满足所有居住需求，是根本做不到的。资源配置的科学也不可能回复原来的福利分配，事实证明，原有的福利分配体制的问题极多，保障房十年来的实践过程更是权利者的盛宴。本该解决最低收入人群的部分住房问题的经济适用房，基本异化成公务员阶层以及垄断的企事业干部和员工等所谓的夹心层的改善居住。

这也是我反对二次房改的根本原因。

最低收入阶层更多的是私企员工和手工业者、小商贩和农民工等等处于最底层的人们。他们在现有的住房体制中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商品房和市场租赁。所谓的职工集资建房和他们很远，所谓的经济适用房更与他们无缘，所谓的廉租房只是最低社保人群可以享有的形式。那么这些人群的住房问题才是最根本的问题。二次房改面对夹心层实在是讲不通的。

但是解决这些问题，目前来看十分艰难。财政压力自不必说，多年的财政国富地方贫穷的现象逼迫地方政府转嫁矛盾，更多的选择保障房配建。现行的房地产市场的运作确实像国土部规划司曹司长的所说：对普通的商品住房，长期的政策应该是抑制房地产价格非正常上涨，把正常上涨尽可能的返还给社会。也就是说从长期来看，我国正处于加快发展的过程中，土地日益稀缺，从这个情况来看价格还是要上涨的，任何人没有办法进行抑制。但是应该通过税收的措施，把土地增值返还给社会，这是解决问题最终的目标取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14日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超过八成企业经营者预期明年企业所在地区的房价会上涨,并认为“改善型购房”和“投资或投机型购房”是推动房价上涨的主要因素。被调查的企业经营者认为,当前需求旺盛是推高房价的重要因素。63.7%的企业经营者认为“改善型购房”是企业所在地区房地产市场需求的主要来源,43.1%的企业经营者认为“投资或投机型购房”是企业所在地区房地产市场需求的主要来源。

不论是谢国忠还是国务院的这个调查，我未必是赞同的。在改善型需求为主的认知上还是认同的，但是全国来看的投资性需求却是根本不同的。所谓的抑制投资投机需求的政策最终伤害的一定是消费者。

几个来回都过来了。事实也很清楚的摆在大家面前。唯一合理的解决办法是基本收入人群选择小户型的二手房或租或购，等待入市良机的到来。这个良机最可能的是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不是降价。

千军万马挤独木桥，房价如何能不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