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城市蓝皮书》透露,截至2008年末,中国城镇人口突破6亿大关,达到6.07亿人,城镇化率为45.7%。据介绍,至2008年末,我国形成建制城市655个,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118个,超大城市39个。蓝皮书副主编、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单菁菁博士称,中国城镇化发展近年来呈现加速态势,与2000年相比,中国城镇人口增加了1.48亿,城镇化率提高了9.46个百分点。然而,在正常发展和人为的拉动下,目前国内城市化率正呈迅速上升态势。竞争、攀比和大规划、大圈地之风越刮越烈,出现了全面突击加快城市进程的局面。
早在两年前,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组成员陆大道院士、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李国平、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姚士谋教授等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就曾联名向国家相关部门提交《关于遏制“冒进式”城镇化和空间失控的建议》,直陈国内不少地方“急速城镇化”带来的种种隐忧,认为城市化发展速度宜“放缓”,而不能急功近利,浮躁冒进。而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则指出,如果我国1.4亿农民工,一直流动下去,不能在城市留下来,那我们的城市化是不可持续的。要让农民工变成城市永久居民,要让农民工也买得起房子,否则,城市的房地产业,也只能是富人的房地产。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称“中国的城市化”是21世纪影响人类进程、改变世界面貌的两件大事之一。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2002年至2005年,我国城镇化率分别为:39.1%、40.5%、41.8%、43%。我国城镇化率从20%到40%只用了22年,目前城镇化率已达45.7%。这个过程比发达国家平均快了一倍左右。近年来,我国城市建设的速度和程度日新月异,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建设、改造和扩展为基本前提的房屋拆迁规模也日益扩大,由此带来一些城市居民的合法权益经常受到侵害,已经影响到城市化进程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毋庸置疑,目前,国内不少地区大规模城镇化推动了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居民的生活条件。但是,近年来国内城镇化进程却出现冒进态势。尤其是耕地、水资源等重要资源过度消耗,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出现巨大浪费现象层出不穷、屡见不鲜。尤其是“超速”城镇化和与之伴生的“圈地”行为,导致城镇周围的空间严重失控,农田被毁,产生了大量失地农民和城市边缘人群。农村人口急速、大规模地向城镇迁移或转移,远远超出了城镇的就业吸纳能力和基础设施承载能力。所以,一些有识之士用“触目惊心”来形容一些地方盲目追求大规模、高标准以及严重浪费土地资源的城市化发展“冒进”现象。
我国城市化“超速”的负面效应正在显现。特别是部分地区的国土开发和建设布局出现了无序局面,许多高速增长的地区特别是大城市地区,产业和布局混乱,社会和经济发展与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加剧。一些生态脆弱地区的人口和经济发展压力太大,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利用,生态和环境状况严重恶化。某些城市地下水严重超采,使得地表水污染进一步加剧。全国污水处理率只有36%,全国垃圾堆放累积总量已高达70亿吨,占地5亿多平方米,甚至有近200个城市出现垃圾“围城”的局面。而城市化高速发展还使城市空间结构长期不合理,城市道路和城市交通流量以及各种管线的消耗大幅度增加。
城市化速度虚高,主要表现在“土地城市化”的速度太快。由于“土地城市化”的速度惊人,城市郊区“圈地”此起彼伏,导致沿海发达地区的耕地面积锐减。比如在长江三角洲,人均耕地面积已由20年前的1.25亩,降至目前的0.4—0.56亩,高速城市化面临巨大的“土地危机”。工业经济越发达地区,土地流失与抛荒现象越为严重。在一些开发区内,小城镇周围,大片良田“征而不用、征而迟用”的现象普遍发生。耕地面积大幅缩减,将会引起全国粮食产量与消费量之间的差距逐渐加大,对国家粮食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其实,城市化进程并非越快越好,理应有一个适度合理的发展,才能彰显城市的综合效益。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涉及到产业的转型,新产业的成长,城乡社会结构全面调整,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资源、环境的支撑和大量相关领域的立法以及国民素质的提高等诸多方面,必然是长期积累和发展的渐进过程。因此,在国内资源总量有限的情况下,应该根据国情国力保持合理的城乡比例,从根本上遏制冒进式城镇化和空间失控的态势,解决由此带来的资源、环境和社会问题。尤其应该对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科学的分析和预测,设定各个阶段适宜的城镇化率。
鉴于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超出正常的城市化发展轨道,如何选择符合我国实际的城市化道路至关重要。可以说,只有走稳定健康的城市化道路,才能逐步减轻眼下国内城市化进程过程中突显的资源、环境和交通方面的压力,使城市化发展具有可持续性,有益于人民生活的健康,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准。一个可持续性发展的城市必须具有社会和谐、环境友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只有有了健康的城市化大环境,才能创建最佳的人居环境和工作场所,才能建立良好的生态城市和“宜居”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