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年会暨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研讨会”和“《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出版十周年暨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研讨会”上周末在上海财经大学举行，会议由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主办，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赵晓雷工作室承办，来自全国高校、研究机构等200多名代表参会。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由上海财经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自2003年起每年编写，为国家及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决策咨询提供了科学依据，研究成果总体上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本次研讨会探讨的主题是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问题。我国从“十一五”规划到“十二五”规划，连续10年把城市群作为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主体空间形态，可见城市群培育发展的重要意义。

星系璀璨：谁是中国城市群第四极

“城市群”，一个熟悉的陌生词。并不是几个城市地理位置集中，就能构成城市群。

中科院地理所区域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中心主任方创琳教授说，国内外目前对城市群概念的认识，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城市群是指在特定地域范围内，以一个特大城市为核心，由至少3个以上都市圈或大中城市为基本构成单元，依托发达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网络，所形成的空间相对紧凑、经济联系紧密，并最终实现高度同城化和一体化的城市群体。没有同城化和一体化这两个条件，表面上各个城市相对集中在一起，实际上没有任何基础联系，不能称为“城市群”。

一个城市群好比宇宙中的一个星系，典型如太阳系，有一颗恒星居于核心地位（也有双恒星星系），级别不同的星星们彼此依靠引力紧紧联系在一起，互相作用，有序运转。

方教授介绍，可以根据七大量化标准对城市群空间范围识别标准作出基本判断：城市群内部都市圈或大城市数量不少于3个，至少1个特大或超大城市；人口规模不低于2000万人；城市化水平大于50%，非农产业产值比率超过70%；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经济外向度大于30%；核心城市GDP中心度大于45%，具有跨省际的城市功能；基本形成高度发达的综合运输通道和半小时、1小时与2小时经济圈。

这一标准得到了国家发改委的认可。据此，全国可以发现23座大大小小的“星系”，其中包括已达到标准的15个，发育中的8个。达标城市群有：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东半岛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武汉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哈大长城市群、江淮城市群、关中城市群和天山北坡城市群等。

方教授说，中科院的研究项目中，按照重心发育程度把它们分成三个级别：一是未来有望打造成为世界的城市群，有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二是有望打造成为国家级城市群，即除了前三名以外的达标城市群；三是地区级的城市群，基本为培育中的城市群。

前三名几乎没有争议，无论当前经济总量还是未来竞争力，都罕有对手，“第四极”就成为12个二线“星系”争上游的目标。方教授指出，应该少一些政府主导与行政干预，地方城市群规划不能不顾条件盲目跟风。

银河系与太阳系：城市群关系在变化

城市群的使命是什么？增强引力，参与到“银河系”——整个世界经济的竞争。这是世界级城市群肩负的国家战略。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周振华教授从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角度进行观察，指出全球城市区域是面向全球竞争的，是全球竞争的重大平台。而以单个城市参与全球竞争，现在看来能力是远远不够的。

在新的理论和现实背景下，城市群的协调发展也就有了新的要求。

周振华认为，首先，城市规模协调转变成城市功能的协调。其次，城市等级协调转向网络协调。原来的城市群是一个城市的等级体系，它们之间是控制与被控制、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等级体系更多强调城市之间的竞争，通过竞争排座次；而网络体系也有一定的竞争，但更多表现的是合作，不论城市的规模大小，功能如何，地位都是平等的。

那么城市网络体系中就没有差异了吗？周教授指出，网络节点的能级是有差异的。城市群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两种权利，一为控制权利，全球城市的控制能力来源于有大量的跨国公司总部集中。而在网络体系中，产生了新的网络权利，它来自这个城市对外联系的程度，对外连接得越大、越密、越广，这个城市就越有话语权。

变化还表现在，城市群中的产品互补协调转变成要素流动性，特别是人员流动的协调；经济产业的协调逐步转向社会文化的协调；官方机制的协调更多转向民间机制的协调；双边协调为主转向多边协调，等等。

周振华指出，推进建设城市间的网络，最核心的主体不是政府，是企业。公司总部在其他地方设立分支机构就是天然的网络，高端的专业服务机构也一定是会建立网络，在上海设了公司，也会到南京、杭州、宁波设立分支机构。这类企业是形成城市之间网络的基础，即所谓功能型机构。上海应多吸引此类功能型机构落地。

周教授建议，根据新的变化，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构建区域的大平台，使大量的资源要素在大平台上进行流动组合，提高对外联系度，那么，城市群在全球的地位一定会提高。

超新星爆发：两大世界城市要转型

“超新星爆发”是宇宙中的巨大恒星凤凰涅槃的过程，记者仅是部分借用这个天文学名词，来比喻超大型城市的创新转型。

城市群的核心是大城市，世界城市是大城市中的大城市。北京大学秘书长、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杨开忠教授介绍，“世界城市”也是有特定含义的，特指对全球经济具有影响力、控制力的高端国际城市。

国际城市，特别是世界城市，对提升国家全球地位和作用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2008年以来，世界级城市和世界级的城市群已经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2009年12月，北京市委市政府提出北京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国际城市的高端形态——世界城市的新阶段。《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把上海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世界城市。

但杨教授说，研究发现，进入21世纪以来，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杭州、广州、深圳等建设世界城市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速度相对放慢。原因是，我国建设中的世界城市竞争优势的取得都处于从生产要素导向、规模导向，向创新导向发展方式转变的新阶段，这个阶段碰到了不少麻烦。例如，放弃初级要素比较利益的机会成本大，特别是劳动的国际比较利益仍然十分突出。北京、上海等劳动生产率、劳动报酬、社会福利和生活条件显著高于全国，这就可以源源不断从全国获取相对廉价的初级生产要素，这就使我们放弃依靠廉价初级要素去获取竞争优势，转而更多地依赖创新风险大、成本高的方式去取代发展，面临着非常大的机会成本。完全可以赚钱，为什么要创新？打个比方，教授讲课，在新加坡可能一个PPT讲一两次就够了，在中国各地可以重复讲2900多次，每一次收1万元是2900多万元，教授为什么要去做新的PPT呢？还有，虚拟经济周期性过度膨胀，抑制创新和实体经济的发展。

怎样增加北京上海的创新转型驱动力？杨教授建议，首先要千方百计降低创新发展的机会成本，包括严格规范劳动关系、土地和环境用途管制；严格产业和人口准入条件；推进双层分散化多中心网络城市化，降低中小城市创新发展的机会成本。其次，千方百计提升创新发展的利益，建立健全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城市创新体系。第三，千方百计提升国际交往效率，建立健全高端、高效、高辐射的城市国际流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