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显示：截至2011年年底，中国农民工总量已超过2.5亿人，其中建筑工人占17%以上。在城市化建设大业中，他们功不可没，但却时常被忽视。

　　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微博)等高校学生组成的“安全帽大学生志愿服务队”，多年来一直持续关注建筑工人群体的生存与成长，并用镜头记录了他们的喜与悲、苦与甜。在建筑工人最难熬的夏天来到之际，我们选取其中的几个片段，介绍您认识几位建筑工人，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建筑工里的“老人军”

　　2010年冬天，王从常和胡天德终于如愿拍了一张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合影。

　　尽管在北京打工，但这并不容易，因为这两个四川人几乎所有的“北京时间”都“窝”在京郊——一个离天安门广场有40多公里远的工地里。他们每天要用超过10个小时的时间做一件事：为地基填土。一天的工钱是60元。

　　67岁与63岁，是两人当时的年纪。这本不该是一个男人出来卖力气的岁数，但“家人看病需要花钱，小孩上学需要花钱，种子化肥价格疯涨，种地越来越不挣钱，生活逼得人不断从土地上走出来，先是壮年劳力，现在，老人也来了”。周周向中国青年报记者慨叹。

　　周周在由北京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共同设立的行在人间文化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人间”——记者注)工作，曾与“安全帽大学生志愿服务队”一起，走访过北京市海淀区10多个建筑工地。她初见王从常，是在2010年。“推开工人宿舍的大门，一个活动板房里住着五六个老人，年龄最大的已近70岁，最年轻的也有49岁。”

　　这不是周周第一次在工地上遇见“老人军团”。曾有一个河南籍建筑施工队让她印象很深，“几十个人的平均年龄竟在55岁以上。”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统计，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4.3%，人数超过3500万。

　　王从常的儿子在南方打工，一个月挣1000多元，儿媳妇因病双目失明，孙子在上小学。这个快70岁的人讲到家里的负担，有时会说着说着就哭了。

　　缺手艺、缺技术，有的连字都不识，卖力气也不如人家，老人出来打工的困难可想而知。工地很少有工头愿意用老人，“麻烦，事多”。即便是在几乎没有门槛的建筑业里，“回填工”和“绿化工”，是留给他们几个少之又少的选项。

　　于是在工地上，你会看到一些精瘦的老人，打着赤膊，在一铲一铲地填土。他们的工资只有壮年劳力的60%。为了省钱，很多老人会不吃工地食堂里的饭，买方便面对付，有人在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打工岁月里几乎顿顿吃它。

　　相比之下，王从常更不走运一些。2010年的冬天，建筑公司给600个工人只提供一台铁皮饮水机，夜里为了省钱还会关掉。没有热水，王从常有时连方便面都不能泡，只能干啃。

　　这些“老人军”普遍选择不带手机。“不会用，没地方充电，还花钱。”一旦有病有灾，多数人就靠工友用公用电话跟家里单向联系。平时，家人几乎无从得知他们好不好、有没有生病。

　　即使如此，王从常他们还是会遭遇到建筑工最令工人担心的问题——欠薪，按60元钱一天计算，有人被拖欠了好几千元。“现在很担惊受怕，怕年底包工头不给工钱。”面对志愿者，王从常的工友聂连宝已无暇抱怨食衣住行，不住地提起薪水，忧心忡忡。

　　王从常说，他来北京打工最大的愿望，是想看看毛主席他老人家。但打工多年了，一直没实现。当志愿者提出愿意陪他们去逛逛时，王从常先是摇了摇头，然后停下来，半晌，还是想去。“那天他们很开心，换上了最干净的衣服。”给王从常和胡天德拍照的志愿者樊小凡告诉记者。

　　“除了天安门，那天我们还去了鸟巢和北大。晚上回来的时候，我们一起喝酒，我记得我们都喝多了。”樊小凡说。

　　“临时”合唱团

　　河北保定人黄春乐有一段幸福时光，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曾是一个合唱团的主唱。合唱团的成员是4名建筑工人。

　　这个合唱团没有名字，没有固定“团员”，没有音响设备。但在每周的某个晚上，当“指挥”敦金印激动地挥舞着胳膊，不太成调的《水手》、《星星点灯》、《上海滩》，便从京郊“温泉体育中心工地”的一间活动板房里传出来。

　　2010年，志愿者来工地播放露天电影，几个工人不禁哼起了歌，哼着哼着，一群工人都唱了起来。就有工人羞涩地提出：“大学生，下次来能不能给下载几首伴奏？我们想唱唱。”

　　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几个胆子大的工人临时一凑，成了团员，设备是一台“音量放到最大的”电脑，和几个二手音箱。每周放电影前的半小时，是他们的演出时间。

　　合唱团就这样诞生了。

　　“这是我见过最小的、最业余的合唱团。”但志愿者李大君记得合唱团每一次演出的每一个细节：文质彬彬的黄春乐，是成员里唯一不跑调的；旁边的一个“嗓门特大，但老忘词儿”；再旁边的孟庆海“喜欢唱，但调跑得比较厉害”；只有在没经过训练、但“点儿打得还挺准”的敦金印指挥下，七零八落的声音，才能统一到一起。

　　对当时“温泉体育中心工地”的工人们来说，这个合唱团很重要、很“稀有”。

　　“下了工，俺们基本没啥文化生活。”曾在那里做工的焦壮勇说，北京很少有工地在市中心，于是每晚六七点下工后，眼前就只有一些卖日用品的小贩。如果不加班，工人会结伴出去瞎逛，更多的人更多的时候则无处可去，“窝”在宿舍里打发时间。年龄大一点的会拿小收音机听广播，年轻一点的就用手机上网聊天、看小说、听流行歌曲。

　　“每次接近工人宿舍，你总能听到流行歌放得震天响。”李大君说，由于不少工地上一般只提供36伏的低压电源，工人的手机经常“断电”。有人为了充电，会花1元钱到附近小卖部充电，然后坐在店里等。“充好后，给家里打个电话就关机，省电，休息时才有电听歌。”

　　其实，建筑工人中有文艺细胞的人不少。

　　工地大厨杨师傅，随身带着一把二胡，每晚“固定地”坐在煤气罐和大葱中间，就着昏黄的灯光拉上几段。每到这时，就有工人忘了他做的“咸得像盐水儿一样的”清汤面，抽着烟，凑上来听。见到大学生志愿者后，“听众”会文绉绉地邀请你“来欣赏一下”。

　　安徽木工张化忠吹口琴是“一绝”，最拿手的曲目是《新鸳鸯蝴蝶梦》。每次口琴声响起，同宿舍、隔壁宿舍的工友们都会起身坐在床沿上，托着下巴听，一声不响。

　　但因为担心“影响上工”，志愿者告诉记者，他们走访的多数工地对“工人搞文艺”并不支持，有的还明确阻止。黄春乐之所以幸运，是因为工地上的安全督导老杨是个文艺爱好者，他在预定建羽毛球馆的空地上，临时搭起了一间活动板房给合唱团用。

　　冬天，尽管板房只挡风，没暖气，但黄春乐依然记得“大家喜欢往那儿跑”。“那时候，能从晚上7点到11点，一唱三四个小时，不喝水。”搅混凝土的、搭脚手架的、上油漆的……大家下了工就过来听。在几十个工友观众面前，黄春乐似乎找到了明星的感觉。每次出来时，外面寒风刺骨，自己的脸却“总是红扑扑的”。

　　观众里，偶尔也有工友壮起胆子，接过话筒“过把瘾”。但大多数人只在下面跟着哼哼，让上台唱，就摆摆手，“怯场”。

　　2011年冬天到来前，敦金印回老家带孙子了，团员们也相继完工走人，合唱团变成了“光杆主唱”黄春乐的独唱团，没坚持几天。2011年年底，合唱团演出和排练的板房没了，空地上已经建成了“闪闪发光的”羽毛球馆，黄春乐再没进去过。黄春乐很想念那段日子。

　　在城里做夫妻

　　丈夫和妻子要回家了。

　　一针一线，妻子把刚领到手的工钱缝进布袋里，再将布袋缝在衣服内侧。床铺上，散落着预备在火车上吃的方便面、小菜和几百块钱“车费”。其中有几十块钱“预算”，要在火车上给孩子捎一个礼物。

　　这是每到一个项目结束后，工人们结账走人的时候志愿者们最常见的一幕，几乎每个工地宿舍里都有。

　　工钱来之不易。拿到钱的丈夫和妻子掩不住喜悦，脸上带笑，行色匆匆。没有拿到钱的工友，默默看着他们，眼神里丝毫不掩饰羡慕，甚至嫉妒。

　　“在工地打工，至少需要两门手艺：干活儿的手艺和干活儿之后讨薪的手艺。”丈夫说。

　　在同宿舍的工友眼里，这对夫妻是幸运的，因为他们不仅拿到了工钱，还会暂时结束一年的“分居”生活。

　　其实，他们一直住在同一个房间里。但他们的“夫妻房”，只是一张床铺外拉了个布帘子。“怪不好意思的。”妻子说。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农民工中已婚者占73.4%，夫妻双双出来打工，正变得越来越普遍。这对夫妻就不是宿舍里唯一一对夫妻。这个10人间宿舍里，一共有3对夫妻。周周见过最多的一个宿舍，住了6对夫妻，“床铺只比单人床宽一点”，进屋就只剩一条窄窄的走道。“还有的工地只给夫妻配一张单人床，工人就自己找来砖头、木板，把床加得宽一些。”

　　一般来说，男人在工地干技术活、力气活，女人就干点轻活，工钱是男人的70%～80%。只要年底，能“平平安安带着工钱回家”，多数夫妻把“在城里做夫妻”当做一种奢求。

　　志愿者见过的“最接近夫妻房”的宿舍，“很薄的木板，把宿舍隔成一个一个的小间，基本起不到隔断作用，只是让夫妻不那么害羞罢了。”他说。

　　有的工地还会让两口子分别住进男女单身宿舍。“租房子太贵了，很难，每天也就见见面。”

　　但工地上有了女人，洗洗涮涮，打扫卫生，串串门子，毕竟有了生气。下工后，男人出去遛弯儿，剩下女伴就拉起了家常，百谈不厌的话题，是老家上学的孩子、年事已高的老人和“从来不会省着花钱”的男人。

　　当志愿者提出要拍照时，心情很好的丈夫特意从箱子里拿出最好的一双皮鞋。

　　丈夫和妻子都说，还会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