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华楼”与“贫困县”的看点叠加，总能以一种“履不适足”的不协调感，带给公众强烈的心理冲击。“36人占用近4000平方米的豪华楼”，在寸土寸金的现实语境下，更显扭曲。

　　旧楼变“危房”，再盖新楼并无不妥。只是，建楼也应讲求公共效益，务求简朴。当“豪华”动辄成了“办公楼”的前缀语，公众的打量与围观，自然会跳出“建筑美学”的评价框架，而切入“资源配置”的视角。

　　当层出的“豪华楼”，频频改写着“最牛”的词义，公众对此现象的抨击，势必形成某种可沿袭的套路：由其“奢华铺张”，追问其程序正义和民意根基。比如阜阳“白宫”，就曾饱受诟病，被指“造价过高”“透支民生”。民情激愤，不是无理可循：置于民生贫瘠，尤其是教育投入畸缺的情形中，“豪华办公楼”太过刺眼。

　　正因建“奢华楼”蔚然成风，倘有政府楼稍显“寒酸”，就会被视作“官不修衙”的范本，引起舆论喧腾。体面光鲜的政府楼，对官员而言，或许是块政绩炫耀牌，标注着“政绩分量”；可对百姓来说，它却是权力排场的外现，也是错位价值序列的标识。依照帕金斯的“办公楼法则”，当政府楼朴实无华，官员往往也能体察民艰；一旦钻进堂皇明丽的大楼，也就与民脱节。

　　“豪华楼”拔地而起，逃不过伦理考量与法规审视。按国家发改委于2009年公布的《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县级副职每人使用面积限12平方米内，直属机关科级不超过9平方米等，该楼显然属违规。其造价几何，也为公众所聚焦。在“气派”表象后，想必也对应着一笔不菲的“建造成本”。

　　当地称，“花多少钱还不清楚”，不会超过518万招标价。可就算办公楼没花518万，就能摆脱挥霍之嫌？充其量，只能说明预算粗放、招标监督缺位。

　　某种程度上，办公楼的奢俭，是“面子”与“里子”的权衡，是政绩排场与民生改善之间排序的映射。热衷于建“豪华楼”，体现了官员价值的倒置。当民众“眼看他起高楼”时，当地的“贫困”烙印注定会更深——不只民生贫乏，还有官员们“精神贫瘠”。□佘宗明 原题：“豪华办公楼”反证“精神贫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