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6日，在“2012（第四届）大连·中国经济论坛”上，围绕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等内容，周其仁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周其仁表示，对中国来说，改革开放有成就，也带来了挑战。我们的外汇储备越来越多，可是我们的货币也发得越来越多，原因就是我们在开放当中形成了由央行通过基础货币来维持中国汇率稳定的机制。这个机制对于出口导向经济非常有利，但是它也带来了投放货币量偏高、偏多，可能影响国内的资产价格，影响物价，一定会对我们的广泛成本，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源、原料都会带来突变性的影响。

    巨大的顺差、外资、热钱进入中国会影响基础货币，当某些资产不足的时候，这些资产的价格会很高，这个背后就是刚才讲的全球运动，国内的货币运动带来的必然现象。所以，我们的资产价格、土地价格、房产价格有了很高的增长速度，这些也给我们埋下债务危机的基础，因为流动性太充分，资产价格连续往上涨。

    应对资产负债危机非常重要的是两条路，一条路是稳住，如果经济大幅度下去就不好了，同时要好好消化、化解经济高增长时期的债务。所以，欧债危机是非常合乎逻辑的，从危机到政府救市，到政府过量的负债，到市场开始怀疑政府的还债能力，是一环紧扣一环的，而欧债危机会让大量的资本回流还债，这在中国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数据当中已经看到。

    所以，经济不调整是没有办法持续的。未来，宏观上看，中国是不缺手段的，因为我们的货币还是做了预先调整，如果让这个量里头重要的一块进行结构性理顺，用来进行政策上的调整或者刺激措施，会对国民经济产生积极作用。

    我不认为中国的宏观面出现了什么问题，中国的问题是在微观上。因为无论地区、行业、家庭、公司，在过去的高增长当中都有偏高的负债，去看看中国的电力行业，我们的铁路部门，整个系统的负债率都非常高。我们再看地方平台，平台的负债量也非常大。我们再看我们的公司，无论是国营公司还是民营公司，因为在通胀较高、增值利率甚至为负的情况下，都（出现了）负债。现在的问题是经济走势开始发生变化，债务势头有可能今明两年对我们的一些行业、地区和公司带来严重挑战。

   我们的城市化这匹“马”太小，拉不动工业化这辆“车”，因为工业产品要经过物流、商业、服务才能变成最终消费品。中国的工业比例为什么这么高？因为我们是世界工厂，我们利用世界的服务力量，把中国的世界制造品推到全球市场，这个架构支持了中国过去的繁荣。但是，当世界市场低迷、需求收缩、收紧，复苏步伐缓慢的时候，这个对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带来了问题，就是中国的城镇化相对发展不足。

    我们缺足够的服务业、商业来引领中国的制造业。中国未来的机会是两个方面，一方面，虽然发达国家的市场低迷，但是不意味着全球贸易就没有机会。中国有一个向发达国家以外的市场开拓国际市场的机会，要通过更灵活的汇率机制，也要通过把中国的投资和贸易结合起来的做法。

    第二个大的机会是对内，因为我们辛辛苦苦把产品送到世界上去，我们最终还要服务于国内，造福于本国人民，这里头要调中国的收入结构，要扩大居民板块的收入在国民收入当中的份额。同时，中国居民已经获得的收入当中，还有很大一块没有实现为市场，没有构成现实的购买力。我们的商业、服务业、城市发展远远不足，到了今天的发展水平，工业品不能在街上卖出去，要和服务结合起来变成最终消费。而我们现有的政策、税收令商业服务业不堪重负，这个缺陷要在今后的改革当中调整过来，加快城市化。城市化不是把老乡的地强行拿过来盖上豪宅，城市化是改善人口结构，让原来处在低收入当中的广大人口转成高收入，转的过程当中增加供给，也增加需求，这样来消化工业品，创造下一个经济时代发展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