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么“等6到8个小时”，要么“去其他医院”。近日，贴在挂号处的这张纸条，让深圳儿童医院陷入“纸条风波”。

　　目前，相关当事人已经收到了来自医院的处罚。但“等6到8小时”，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真实状况。深圳儿童医院医生、诊室的数量每天能接诊2000到2500人次，但进入5月份以来，该医院平均每天接诊4900多人次。

　　深圳儿童医院的境遇并不鲜见，儿童医疗资源紧张的问题受关注已久。卫生部妇幼保健与社区卫生司司长秦怀金在2011年我国首次发布妇幼事业发展报告时已指出，儿童医疗卫生资源相对匮乏，表现在儿童近几年看病难。

　　与儿童看病难相对的另一方面，是综合医院儿科萎缩、儿科医师的短缺和流失。“儿科的收益低而风险又高，在当前的医药体制下，综合医院不愿意将更多资源投入到儿科建设中。”南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所长陈亚光指出。

　　儿童医疗机构不足

　　像深圳儿童医院一样，大多数儿童医疗机构都存在超负荷运转的问题。以北京市为例，两家市属三级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院和首都儿研所，日接诊量也已经超过了最初设计的日接诊量。

　　“儿研所设计的日接诊量大约在3000人次左右，但实际的日接诊量已经有5000人次左右。”首都儿科研究所儿童营养研究员吴光驰说，“大多数医生都承担着非常大的工作压力。”

　　在儿童医院超负荷运转的同时，我国儿童医院的总体数量却颇为有限。

　　据卫生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儿童医院总共72个。照此计算，全国平均每个省不到3所儿童医院。在此次陷入“纸条风波”的深圳儿童医院，也是目前深圳仅有的一家儿童医院。

　　深圳市此前已经看到了儿童医疗资源紧张的问题，并计划建设第二所儿童医院，预计将于2016年建成。计划扩充儿童医院队伍的并非仅有深圳，今年4月份，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方来英介绍，北京近期计划增建3所儿童医院。

　　但目前儿童医疗机构的扩张步伐仍显得缓慢。

　　“大多数儿童医院都集中在省会城市里，在其它城市几乎没有儿童医院。而政府的投入又主要在综合医院，没有能力再建设专科的儿童医院。”陈光亚说，“但随着城镇化和医疗保障水平的提高，使越来越多的患者涌向城市大医院，加剧了儿童看病难的问题。”

　　尴尬的是，由于儿童医院的收益低、效益差，很难吸引社会资本投资建设儿童医院。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完全依靠政府的力量建设儿童医院也并不现实。我国公立医院政府投入不足已是共识，很大程度上也造成了现在公立医院以药补医的现状。

　　针对这种情况，有医改专家认为，政府应该将有限的财力重点投入百姓需要而同时又缺乏经济效益的领域，而同时将其它公立医院向市场开放。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凌锋提出成立医疗国资委，目的就是为未来公立医院资产梳理、改制进行准备。

　　儿科医师有缺口

　　解决儿童医疗资源紧张，除了建设儿童医院外，综合医院的儿科建设也同样重要。但目前，综合医院当中儿科的萎缩却颇为严重。

　　针对综合医院儿科萎缩的问题，北京市卫生局曾于2011年9月份明确下令，要求二级及以上医院今年年底前全部恢复儿科门诊和病房建设。但据北京官方媒体的报道，到今年初，北京大多数综合医院只设有儿科，但没有儿科医疗器械、未开设儿科病房等等。

　　同社会资本不愿投资建儿童医院一样，综合医院不愿过多投入资源建设儿科，主要也是因为儿科的效益差。“儿童的疾病比较单纯，所需要的检查、药物都非常少，那么在当前的医药制度下，儿科的经济效益比较低。”吴光驰说。

　　当前，我国公立医院实行药品销售加成管制，公立医院药品销售最高加价为15%。这种加成管制措施，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公立医院青睐高价药、大处方，出现以药补医。这又恰恰与儿科的实际状况相悖。

　　与此同时，儿科经济效益差的另一个后果是儿科医师人才的短缺和流失。

　　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曾发布一组数据：2008年，我国每千儿童的儿科医生数约为0.26，而同期美国每千儿童则拥有1.5个儿科医生，照此比例计算，我国至少还缺20余万儿科医师。

　　“改变儿科现在面临的状况，恐怕需要对现在医药制度进行改革，要能够更多的体现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吴光驰认为。

　　目前北京市启动的改革，似乎也使儿科的改善看到了希望。

　　前不久，北京刚刚启动了公立医院改革，选择了北京友谊医院作为试点，取消了15%的药品加成，同时设立了医事服务费，意在通过提高医疗服务的价格来更多的体现医务人员的劳务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