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和纽约都是国际大都市，人口数量和密度大体相当，在两大城市开车，共同的体会是车流滚滚。北京、纽约都堵车，但纽约的行车秩序大大好于北京。在纽约，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打出并线信号灯，旁边的车就会让出一条道来，礼让已成为一种习惯。而在北京，争先恐后、见缝插针的抢道现象随处可见，由此造成的交通事故比比皆是。因此，尽管纽约的人均汽车保有量将近北京两倍，但交通拥堵程度远不如北京，在纽约开车的心境也好得多。

　　对于人们的交通行为影响交通秩序的现象，经济学者曾经做过各种解释，试图找出人们行为的经济学基础。最有名的解释就是用“囚徒困境”模型的非合作博弈论来解释。博弈论中著名的“囚徒困境”模型告诉人们，如果每个人都出于个体理性的自私自利而采取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的行为，结果很可能损害自身利益，造成两败俱伤的“纳什均衡”，谁也得不到好处。如交通行为中，每个人都想快，争先恐后、你争我抢，甚至违反交通规则，其结果必然是交通秩序混乱，谁也快不了；而如果大家选择遵守规则、互利合作、礼让利他，反而会带来合作利益，使交通顺畅有序。

　　经济学家们试图用这样的道理告诫人们，在交通活动乃至各种社会生活中，应当讲道德、守规则。如果大家都这样做，交通秩序乃至整个社会秩序都会大大改善。然而，任凭学者苦口婆心，这样的理论在现实中却并不起作用。交通参与者未必不知个中道理，但到了现实中依然你争我抢、互不相让。难道是理论错了？

　　其实，不是理论不对，而是我们对理论理解不足、应用不当，将经济理论简单化、公式化、概念化了。譬如“囚徒困境”模型，出现合作博弈均衡的条件是同一些参与者进行多次重复博弈。只有同一些参与者经过足够多次的重复博弈，才有可能产生合作与利他的行为。而在具体的交通环境中，并不总是具备这样的条件。同时，合作均衡的出现还需要人们的理性、车与路的条件大致均衡。然而，在具体交通行为中，人们的理性不足，车与路有时严重失衡。这进一步降低了合作均衡出现的可能性。

　　进一步说，即使交通行为中具备了产生合作均衡的诸条件，现实中的合作均衡也未必就会出现。因为人的行为动机是非常复杂的，并非单一理论可以完全覆盖。对于人们的交通行为，经济学除了可以用“囚徒困境”模型来解释，还可以用其他理论来解释，比如“劣币驱逐良币”理论。

　　“劣币驱逐良币”也是经济学中一个有名的定理，说的是铸币流通时代，成色不足的劣币如果能与成色充足的良币共同流通，那么谁也不愿意把良币拿出来用于交易，都会把劣币用于流通，于是劣币会将良币驱逐出流通领域，市面上流通的就都是劣币了。将这一理论引入社会行为领域，不良的违规行为如果能经常带来利益而不受到惩罚，“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自私违规，终将把遵守规则的良性行为排斥掉。如果在驾车时加塞抢行泛滥、乘公交车上车时不守秩序，导致礼让守法的司机总是被堵被抢、守规矩排队的人总是上不去车，守规矩者就会越来越少，交通状况就会越来越差。这都属于劣币驱逐良币一类。此时，合作博弈的均衡就很难出现，出现的就是多败俱伤的“纳什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