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源自其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题客网和民意中国网，对7688人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79.5%的受访者坦言当下城市中农民工与城市居民间的区隔依然严重。其中，20.6%的人认为“非常严重”，58.9%的人觉得“比较严重”。

　　无论我们的城市在农民工福利上又报道有了怎样的新突破，政府又为他们做了什么实事，描绘他们在城市的生活如何美好，都无法掩饰农民工群体实际上已与城市居民种群断裂的问题：他们完全是处在不同的社交圈、不同的休闲场所、不同的生活方式，甚至难以通婚。

　　笔者认为，之所以会造成目前这种局面，各输入地政府难辞其咎。因为不论社会原因也好，还是群众心理也罢，都是源自于政府对农民工权益问题的一次次搪塞和敷衍。

　　比如在随迁子女异地接受教育，乃至异地高考问题上，不论当地的人均教育资源多么充裕，当地政府及其教育部门永远会用教育资源紧张或稀缺来设下层层阻隔。例如北京市就是一个典型，北京市中小学生人均老师数量比欧盟平均值还高，高考名额平均分配数量全国最高，还在喊着教育资源的匮乏，以此为理由限制接收随迁子女入学。虽然近几年放开了点，但是条件依然是很苛刻的，接收义务教育都需要出示“五证”，学籍所在地高考更是没有指望。

　　而其留下的观念遗毒更是积重难返。笔者一直强调，有些借口政府是不能老用的，因为说的多就连自己都信了。教育资源匮乏喊了这么多年，果不其然，从教育主管部门到民众都深深的相信了这一点。而当这种“外地人进京抢自己资源”的想法在民众心里埋下种子的时候，问题就从政策问题复杂成为社会问题了，不仅更加难以解决，还会引发两个群体之间的矛盾，使双方隔阂更加严重。

　　有的地方政府倒是比较开明，颇为体恤农民工，为其修建了专门的农民工廉租房。但是新闻报道过了，此事也便搁浅了。有的廉租房出于利益改做他用，有的廉租房为了凑保障房的数量被摇号出手，有的廉租房被一些大型国企整体包下，真正落到农民工手里寥寥无几。而没有一个长期的固定的居住场所，他们怎么在一个城市立足?怎么融入城市?

　　所以恰恰是政府隔阂了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两个群体。这种隔阂不是修改一个称呼就可以解决的，而是那些发达地区政府打心眼里就不想接受这部分他们眼里“低素质、低产出”却还占据与他人一样红利的群体。政府的观念不改，民众的观念自然改不了，反映到政策上就是刁难脱诿。

　　更让我们痛心的是，目前已经不仅仅是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广大被冠以“农二代”称呼的他们的下一代也无法融入城市。因为从一开始，他们就只能在“农民工子弟小学”上学。从小学阶段就被打上深深的农民工子女的烙印，这个群体还如何翻身?政府与公共机构对此更是帮凶，北京市公办学校去年接受的那部分被拆学校的学生，居然被安排在独立的教室单独上课，课程开设不同不说，放学也要等其他学生先走完才能走。这样的两个群体怎么融合?

　　其实笔者认为农民工融入城市并不难，从长远上看，让他们的子女长大后可以无异于城市居民的生活;从当前来看，让他们可以接受到来自政府无异于城市居民的福利足矣。相对后者的困局，前者实现起来更具操作性，用一代的时间来解决一个社会问题也算得上成功。千万不要拖到群体属性遗传，农民工子女还是农民工那天。如果群体隔阂出现了代际持续，当地方政府的决策者和参与的大部分民众压根心里就没把这部分人当作自己人的时候，那样问题将彻底难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