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结果揭晓，57岁的梁振英以689张有效票当选为第四任行政长官人选。我对香港选举并无太多关注，只是曾因工作缘故，对梁振英、唐英年两位参选人有过“只言片语”的了解，个人感觉“梁胜唐败”似乎多年前早有征兆。

    头一次听说“梁振英”的名字是因为前些年旧事重提、“悬而未决”的深港河套地区开发问题。虽然在2008年两地如火如荼的公众咨询活动中并没有梁振英的身影，但最早给深圳方面提供关于土地权属方面专业意见的就是这位“准特首”。这其实为深圳在河套开发问题上争取了更大的主动权，否则香港方面不会在此问题上如此“配合”深圳。据说，梁振英先生知识丰富、深谙两地法律制度，不仅提供了最为专业的咨询意见，并且会提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法，可以告诉你如何行动更为主动和有利。因此，我想象中的梁振英是一位脚踏实地的专业人士，不但善于把握问题的关键，并且善于找到解决问题方法。

    头一次“见到”唐英年是2008年造访香港工业总会时，唐司长（当时其为特区财政司长）的巨幅彩照挂在工业总会的墙壁上，香港不少机构喜欢将有突出贡献的人物“张榜公布”，类似的情形一般在大学的礼堂也能见到。唐英年留学返港后先接手家族企业，曾任香港工业总会主席，后成为特区政府高官，一路可谓顺风顺水。不过那次到港，一位颇具威望的老先生私下却对唐英年颇有微辞，在他看来，唐就是一个从来没有自己担过一摊子事儿的公子哥，他所有的经历都不是“独立”打拼出来的。这样的评价可能多少有些主观，不过从竞选前唐英年对自家“违建”的表态中，似乎也能窥见几分客观的道理。事实上，无论是谁的过错，至少唐将主要责任推给了自己的爱人，这给香港公众留下了“缺少担当”的负面印象。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唐英年的最终失利。

    今天提起上面的掌故，并不仅仅是为了“爆料”，而是觉得，香港社会能够让生于世家旺族的唐英年与出身寒门的梁振英站在同一个竞技台上，无论谁最终胜出，都代表了一种文明和进步，香港的自由开放至少在形式上得到了最好的诠释。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也许无法避免贫富分化，但开放却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良性的社会流动，香港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唐英年可以依靠殷实的家底接受贵族式的教育并赴美深造，返港后借祖荫庇护在商政两界左右逢源；梁振英依然可以平民之身就读教会学校并通过个人奋斗完成海外学业，返港后凭专业能力在深港两地立名扬威。我认为，这可能就是香港社会保持“优化”的奥秘之一。如果我国大陆不进一步的开放或停滞不前，社会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封闭，也必然影响各种创新的可能。遥想中国历史上形成于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其本质上不就是一种扩大“开放”的制度吗？从这个意义上说，隋唐的强盛在于通过“开放”终结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魏晋南北朝的封闭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