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三农问题评论家艾君认为，人们所说的农民工，指的是身在城市从事非农业工作的农业户口的工人。截止2011年底，我国农民工数量已经超过了2.5亿，数量极为庞大。他们在为地方经济快速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也有着不同的侧面：留守儿童的孤独、无奈建筑工的跳楼讨薪、汹涌的春运返乡潮……尽管“农民工问题”每年都是国家摆在议程桌上的重点议题，并且这些农民工通过政府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施以及媒体的“发声”而受到了一定的关注，但不得不承认，农民工群体依然遭受着严重的身份歧视和待遇不公。

　　其实，“农民工”这一称谓在很多人，尤其是一部分拥有城镇户口的人心中是带有贬义的。在他们看来，农民工就是纯粹从事体力劳动或者各种脏、累、差工作的一个群体，“不好好在家乡呆着，跑到城里来抢城里人的饭碗，还影响社会治安。”而我们的农民工群体却只能将苦水往肚里咽，国家保障政策的不完善，就业方面的限制和难以逃脱的歧视，让农民工逐渐成为一个城市的边缘群体，被城市正常生活所遗忘。

　　因而，广东省将“农民工”称谓清退出历史舞台，转而用“异地务工人员”来称呼这一群体，此举让人甚感欣慰。政府开始不仅从政策角度照顾、保障这个群体，而且开始关注农民工的精神层面，期望通过称呼的改变给予“被城市生活遗忘的人”以某种的社会正义力量。用这种方式这种这态度尝试解决农民工问题，尝试提高农民工的“幸福感”，是一种创新，也体现出政府以人为本的踏实作风、开放而包容的姿态和有所作为的行动准则。

　　面对这样的转变，广大奋战在奉献第一线的农民工的感受如何不得而知，但笔者却始终感到一丝别扭：如此正式的“异地务工人员”称呼似乎总没有一声“农民工兄弟”来的亲切，仿佛是更加拉大了人们与这个群体之间的距离。事实上，真正能够让农民工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包容的并不是称谓，而是在称谓的背后、在抛开称谓后人们所表现的感情和态度。若仅是单方面宣布叫他们“李四”而非“张三”，但在情感和认可度上并没有任何一丝变化的话，那么这样的转变也必然不会有任何效果，农民工群体的幸福感不会增加。　　

    确实，农民工亟需社会的关注和肯定，社会也有责任给农民工提供最为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文化保障。但笔者迫切地希望，政府决策部门、每个公民都能够意识到农民工问题的根源：城市群体居高临下的姿态以及由其导致的身份歧视。单纯的改变对这一群体的称谓与一些人心中根深蒂固的旧观念相比，无疑是隔靴搔痒，难解农民工群体的心头之痛。如果我们的社会不彻底改变这种心态，那么就算推出再多的政策保护，那么这永远只能是一句了无意义的漂亮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