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成功的奥秘，是一个可以见智见仁的探讨性课题，但30多年实践铸就了一个毫无疑义的社会意识，就是改革绝非仅仅是党和政府的事情，它是一项全民工程，任何重大改革举措，只有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拥护和积极参与，才能够产生效力并且持久；改革要能够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为，必须为他们带来显而易见的利益和好处；因此，改革能否成功的自我保障机制，就在于能否产生利益并切实惠及百姓。

开启我国改革先河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紧随其后旨在解决城镇待业青年就业问题的个私经济发展政策，以及鼓励乡镇企业发展等举措，汇集成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波浪潮，带来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貌的焕然一新。这一波改革之所以能够在短暂的时间里迅速见效，从而为我国后续改革奠定良好基础，主要原因就在于当时几乎所有的改革，都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包括家庭劳动与生产成果之间的直接联系，作为经济主体的自由、创业的空间、生活的改善、资本的积累，等等，所以人民群众真心实意地拥护改革、投身改革。投之以桃，报之以李，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此后，尤其是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后，所有的改革举措，只要切实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群众政治经济权益的增进，作为良政，都能够持续生效并生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与管理新体制和新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

当然，以人民群众是否受惠和拥护的标尺来衡量，我们也有一些改革举措并没有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产生了一些影响较为深远的问题。比如，国有企业的简单化转制和“一卖了之”，尽管减轻了财政负担，减少了政府的麻烦，但在短时期内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大量职工下岗、生活质量明显下降甚至城市贫困问题。数千万下岗职工及其更大数量的家属成为当时国有企业改革成本和痛苦的主要承担者，以我们今天“以人为本”的思想境界、如此重视改善和保障民生的政策取向来对照，确实有可以检讨的地方。

前些年一个更能够令我们警醒的事实，是由2004年那场引人注目的“郎顾之争”引爆的关于中国改革道路是否合理的大争论。当改革历经20余年，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社会财富迅速增加，人们生活水平总体上有了很大提高之时，竟然出现相当多的人怀疑甚至质疑市场化改革，应当说是一种不正常的情况。但不正常的情况却是由于再正常不过的那个原因，即改革没有惠及百姓。毋庸讳言，在此前的若干年内，改革造成的令世人艳羡的巨大发展和财富增长，并没有做到让人民共享，包括下岗职工和农民在内的数量庞大的社会群体，在社会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方面，越来越成为名副其实的弱势群体，利益分配和财富占有的倾斜，直接导致了社会心理的倾斜。在这样的社会氛围里，要凝聚深化改革的共识，啃下改革的“硬骨头”，自然成为非常困难的事情。实际上，这也正是我们这几年反复强调中国改革“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的真实原因之所在。

当我们带着这样的经验、教训和认识审视和规划未来的改革，未来的改革尽管更难，但肯定会更加稳妥、更加成熟、更加有效。

未来的改革应当从重新凝聚社会共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入手，当务之急是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缓解社会利益矛盾；未来的改革应当着眼于获得人民群众的可持续支持，关键是及时适时体现改革成效，把改革、发展与改善和保障民生融为一体；未来的改革应当继续依靠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由此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保障人民群众更多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提供给人民群众更大的创业创新创造空间和可能性。

始终把改革必须惠及百姓这条不易之理放在当头，我们就容易形成要不要改革、如何改革、改革应当怎样才会持续有效等共识，才能够举社会之力破除来自既得利益者的强大阻力。比如，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历来是一道难题，行政权力在部门之间究竟应当怎么配置才算合理，哪些权力保留、哪些权力转移、哪些权力放开；行政部门应当怎样设置才算有效，哪些部门留、哪些部门合、哪些部门撤，如果改革方案继续只是在政府层面转圈圈，让现有的各个部门自己来协商协调，恐怕很难确立一个统一合理的标准，终究难免只是修修补补的妥协产物，其效果可想而知。行政体制改革也必须确立惠及百姓的理念，并把它当作一个判断标准，最有利于落实“发展是硬道理”的指导思想，最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尽快发展，最有利于人民群众的权益保护和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最有利于人民群众的收入增加、生活改善，最有利于人民群众的心情舒畅，这样的改革方案才是可行的好方案。如果标准和目标是这样，行政体制改革方案形成和确定的路径和方法，就要“走出去”，就要设置一定的渠道让人民群众参与，充分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集思广益。仅仅由官员来制定改革方案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改革方案形成的民主化过程，既是其科学性的基本保证，也是其持久有效性的唯一源泉，同时还是人民群众受惠的直接方式。（肖勤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