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甘于平庸对于常人来说无可厚非的话，那么对那些承担着重要社会责任的领导干部而言，不作为、慢作为、庸碌无为的懒政之举至少是渎职。

       懒政虽不像贪污腐败、违法违规那样引人注目，往往为害于无形，却是潜藏于体制深处的“消极因素”。不作为，看似太平无事，实则耽误了改革创新的机会；慢作为，好像无伤大雅，实际上往往激化了社会矛盾。

       前段时间，湖南新邵一民营企业打出“热烈祝贺新邵县成功纳入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宣传标语，而该县政府网站也发文将“获贫”称为“喜讯”。按常理，被评为特困地区，恰恰应该如芒刺在背，何喜之有？反以为荣的背后，恰恰是对国家扶贫资金和配套政策的“等靠要”心态，而根子就是无所作为的懒政思维。

      今年两会前夕，两位民国时期的文化名人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位于北京东城区北总布胡同3号四合院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拆除。有关部门的反应令人匪夷所思：先表示不知此事，而后认定此次拆除未经报批，属“违规拆除”。正是在“不知此事”的推脱中，政府部门的监管之责被轻轻放下，又一处名人故居痛遭无妄之灾。

     邓小平同志对懒政之害洞若观火。他曾经这样形容，“懒，就是意志衰退，不读书，不看报，不动脑筋，不下部队，好吃懒做”。1992年南巡时，耄耋之年的他又特别强调，“要注意不要养懒人, 要有好的政策”。小平同志不仅入木三分指出了病灶，而且开出了治愈的药方――“要有好的政策”。

      “好的政策”，需要建立事权分工明确、问责机制健全的责任制度。分工不明确，责任欠分明，容易造成“一国三公，莫知谁从”的局面，无事则耽于争利，有事则委之推脱，于是“打太极”、混日子、装样子就成为最优的“生存策略”。如果分工明确，责任明晰，每个人都有负责的领域，做出成绩是自己的，出了问题也是自己的，以问责号令天下，孰敢精神懈怠？

       “好的政策”，需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组织行为学研究表明，有效的激励可以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功不赏，有罪不罚，甚至无功受禄，有罪得封，容易使智者裹足、勇者止步。鼓励创新，提倡勤政，要让想干事、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人真正得到奖励，形成奖勤罚懒的激励机制。另一方面，改革有风险，探索有雷区，创新是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获得的，对失败者有包容的雅量，才会有更多人敢于作为、大胆尝试。

       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懒政少一分，发展热情就会多一分；勤政多一分，社会矛盾就会少一分。勤政，是一个国家无形的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本。社会管理者当消除懒政之风，助长勤政之气，最大限度减少社会管理成本、提高社会管理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