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合早报》28日刊文说，广州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城中村改造运动将拉开帷幕。对外来工而言，城中村是廉价的落脚点，使“广州梦”成为可能。城中村有很多问题，包括治安不好、卫生条件不理想等，对外来工而言却是个“天堂”。 有外来工说，外来工虽不起眼，毕竟也为广州经济做出了贡献，希望城中村整治改造之际，也能够考虑到外来工的需要。

文章摘录如下：

广州市政府今年7月决定全力推进城中村整治改造，5年内全面改造一批，10年内基本完成138条登记在册的城中村整治改造。但对外来工而言，城中村是廉价的落脚点，使“广州梦”成为可能。

来到广州，很多人都会觉得其城市规划乱。在珠江新城中央商业区里，有个凌乱的冼村；在现代化购物区天河城和正佳广场附近，有个嘈杂的石牌村。冼村、石牌村都是所谓的城中村。在广州，城中村无所不在，虽有人认为新旧融合才显示出地方独有特色，但也有人觉得，城中村是广州迅速发展、长期规划不妥所遗留下来的产物，若不整治改造，广州将难以如愿晋升为世界级城市。

25岁的张莉(化名)两年前从广西到穗工作，一直都住在城中村，先是天河村，然后冼村，如今石牌村。城中村里住着很多外来工，其中不乏广西老乡，因此张莉住得非常自在，全无被排挤的感觉。

城中村房租低廉，一房一室每月600元(人民币，下同)，张莉住得相当舒适。城中村里菜市场、理发店、小商铺、小餐馆样样齐全，生活便利。城中村地理位置优越，距离市中心的主要地点都能步行。平时除了上班，张莉很少离开城中村。

不过，张莉在广州安的这个家预计不会持久，广州市政府今年7月决定全力推进城中村整治改造，5年内全面改造一批，10年内基本完成138条登记在册的城中村整治改造。广州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城中村改造运动将拉开帷幕。

狭义而言，城中村是指农村村落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全部或大部分耕地被征用，农民转为城市居民后仍在原村落居住而演变成的居民区，也称为“都市里的村庄”；从广义上说，是指在城市高速发展的进程中，滞后于时代发展步伐、游离于现代城市管理之外、生活水平低下的居民区。

这其实不是广州第一次着手整治改造城中村，但过去的整治改造行动都面对极大的阻力。对广州村民而言，村屋出租为他们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对居住在此的外来工而言，这里提供了廉价的落脚点，使“广州梦”成为可能；对周边商圈而言，城中村更是有着“劳动力蓄水池”、“仓库”、“员工宿舍”等多重意义。

以广州最知名的城中村石牌村为例，石牌村中有1200多家小店铺，大多是村民出租给外乡人经营，通常八九平方米的一般铺位每月租金在1000元左右，便宜的租金使得石牌村成为许多外乡人创业的第一步，物价也相应地比外头低廉一些。村内因此形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物价低廉的生活娱乐配套系统：头发洗剪吹10元一次，三肉一菜的盒饭6元一个……

据统计，在石牌村0.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密密麻麻地盖了3000多栋房子，建筑面积近100万平方米，居住着不到一万名本地人和7至8万名外地人。外来人口主要分为四类人群：45%为IT从业者；35%为百货商店、酒店、卡拉OK店等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15%是在石牌开店的外地人；5%为无业者。

张莉接受本报访问时说：“每次看到电视新闻中谈城中村整治改造，我们都会担心，今后何去何从？毕竟我们是外地来(广州)打工的，收入有限，城中村里的房子是我们唯一负担得起的，这里的条件虽然简陋，但我们可以住得舒服、活得有尊严，要我们到外头(城中村以外)去找住宿，不是租金负担不起，就是要住得比较远，或是居住条件比城中村里还要差。”

城中村有很多问题，包括治安不好、卫生条件不理想、房屋由于建得太近缺乏光线等，对广州的外来工而言，它却是个“天堂”。张莉说，外来工虽不起眼，毕竟也为广州的经济做出了贡献，希望政府在全力推进城中村整治改造之际，也能够考虑到外来工的需要。

一名城市规划专家接受本报访问时说，城中村改造的最棘手问题是在村里拥有房产的广州村民。他指出，尽管城中村整治改造已是大家所知道的必然发展趋势，但很多广州村民继续在村里合法及非法建造房屋，使原已窄小的城中村变得更密不透风。这些业主都希望，等到有一天征地时，能够从政府那里获取更多赔偿(赔偿一般以房产的面积来计算)。

他指出，要满足所有村民的要求，确保他们接受整治改造建议，需要长时间的协商以及谨慎的部署。以深圳最后一个城中村岗厦河园片区为例，当地政府是经过了长达10年的协商，才得以展开整治改造计划的。

长期关注城市化进程研究的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彭澎日前在接受《南方周末》访问时说，当年广州的城市化是“跳跃式发展”，把许多城中村给“跳”过去了，但是欠的账终究是要还的。

城中村形式上是城区，有了社区居委会，有了城市户口，但经济上、管理上还是残留着农村的痕迹，如集体经济的收入、社保的根基，村民大会是最高决策机构，村内设施由村自行解决，不纳入城市基础设施管理体系等。

一句话，城中村是城市化不彻底的产物。他说：“某种意义上说，现在是在支付原先就该支付的城市化成本，既可以说付出高昂代价，也可以说是发展秩序上的轻重缓急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