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日上午，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召开前夕，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在会议驻地接受中国经济网、和讯网联合访谈时称，修改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部分条款能消除同步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部分障碍，有利于中央“三化”同步推进的政策实施，有利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以下为访谈实录：

    记者：蔡老师，欢迎您接受中国经济网、和讯网的联合访谈。我们知道，近几年来，作为政协委员，您每年的提案都会涉及到土地制度的改革，我们知道您今年会旧案重提。我们观察到，您每次的提案核心意思是提到“同地、同价、同权”，您提的议案具体是怎样的？怎么来阐述这个核心思想？

    蔡继明：今年我的10个提案里有6个是和土地相关，其中特别是要涉及到对《中国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因为要做到“同地、同权、同价”，在中央文件里已有这样的精神。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就提到国有土地和农村集体土地应该建立统一的城乡建设用地的市场，要缩小政府行政性征地的范围，扩大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的空间。精神有了，相应的法律比如《土地管理法》是不是应该按照这样的精神来进行修改？今年我的提案里就谈到，应该在“土地管理法”中明确公益性征地和非公益性用地两者之间的差别，公益性土地可以征收，而非公益性的土地就应该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市场。“土地管理法”这一条如果修改了，那么其它有关征收条例，有关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各种限制就会消除了。

    记者：我们了解到您还有一条涉及粮食安全的提案。粮食安全归根到底就是要守住18亿亩耕地的红线。2011年是粮食大丰产的一年，最新的亮点是黑龙江超过河南，首次成为产粮的“状元大省”。此前媒体报道黑龙江、河南两省负责人对担负“国家粮仓”的重任感觉有压力。显然，粮食生产与城市工业化以及城市化的推进有矛盾，在您看来这个矛盾如何破解？

    蔡继明：最近国务院批准的中原经济区的规划就提出一个解决矛盾的模式，也就是要同步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这“三化”同步推进。为什么“三化”同步推进就可以解决你刚才提到的矛盾？我们知道，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又是确保一种国家稳定的重要资源，但我们要发展农业和工业化，工业化要占用很多农村的土地，这两者之间似乎就形成了某种矛盾。如果我们只是一味让农业地区发展农业，让农民去种粮，但目前农产品价格以及从事农业生产得到的收入还远远低于工业品和从事非农业产业，这样你要求地方政府以及老百姓做到的事情和他们的切身利益就有些脱节。

    另一方面，大量的农用的土地，如果要转变为工业用地或商业开发，就会给这个地方以及农民带来很多好处。因此要加快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进程就意味着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要转移到非农业部门，转移到城市。转移人员进入城市，如果真的变成了城市居民，享受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他们的生活水平会相应地提高。

 

    随着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留在农村的现有劳动力数量相应地减少，耕种的土地数量相对地就增加。虽然土地总量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一家一户的土地经营规模扩大了，扩大之后它能达到最低规模要求，那么农业生产得到的收入也会相应增加，使农民种粮得到的收益不低于进城务工得到的收益，农业大省发展农业生产得到的财政收入以及GDP增长不亚于非农业地区。这样一来，就能使中央的目标和地方的目标就一致起来，中央保证粮食安全的要求就和农民种粮积极性就统一起来。

    当然，要实现非农业发展，由此导致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农民要进入城市，不仅要进城而且要落户，不仅要迁徙而且要定居，随着“两化”的推进，农村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也就为农业现代化实现创造了条件，所以“三化”同步推进是解决你刚才谈到的矛盾，这也许是唯一的途径。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中央政府对农业政策进行适当的调整，特别是对种粮的农业地区。像河南和黑龙江这样的粮食大省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因为粮食安全实际上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安全，关系到国计民生，在某种程度上说，它应该是一个公共物品，谁承担了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提供，他就理应得到全社会对他的支持，得到中央政府对他的财政转移支付，而且应该由全国人民来负担。所以，我曾经建议，对于任何占用耕地的个人和单位，从事非农建设的，一定要征收耕地占用税或者占用费，由此会形成一个粮食安全的基金或保护耕地的基金。把这个基金收入能够转移给那些种粮的农户，种粮的大县、大市、大省，谁种粮多，谁保护的耕地多，他得到的转移支付就多，就能既让马儿跑得好，也让马儿吃上草，吃好草。实现中央利益和地方利益的一致。

    记者：您刚才提到了“三化”统一，一起推进的原则。根据2011年的数据，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突破了51%，但据说在您看来这51%的水平是半城市化，您为何如此理解？城市化应该怎样？中国应该怎样去有质量地推进城市化？

    蔡继明：城市化的真谛、本意是指农村的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移，或者说农村居民向城市居民的转变。这不仅仅涉及户籍问题，这种转移必须以工业化作为基础，首先从农业生产转向非农业生产。非农产业一般都是聚集在城市以及城市周边，所以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城市化的进程也必须跟上。我们现在所谓的城市化，一方面理解为城市建设，城市建成区的面积不断地扩大；另一方面当然也包括城市的发展。

 

    现在已统计的城镇人口是以常住人口作为标准，只要在城市里居住、工作6个月以上就被视为城镇人口，刚才你提到的去年51%的城镇人口就是包含了大量的进城务工的农民。他们虽然务工在6个月以上，但是并没有真正地转变为城市居民，除了户籍这样一个表面的标志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住房、医疗、社会保障、教育等诸多方面还没有真正享受当地城市居民所享受的那些待遇。这就是众多学者所指出的“半城市化”或“伪城市化”。这种现象需要尽快改进，城市化水平一定是指真正的城市人口，而不是这种半截子的，51%的数据容易让人自满自足，似乎我们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很高、很快。

    有的学者或官员甚至就此提出我们的城市化进程是不是过快，引发所谓的“城市病”或一系列城市管理的问题。如果按国际标准衡量，我认为中国恐怕还是低于平均水平，更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我们周边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包括台湾地区。

    记者：中国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您认为城市化推进的水平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比较合适？

    蔡继明：如果按照李克强副总理所说，到2030年达到65%，那么我理解这个65%并不是按这个口径。如果按照这个口径，今年是2012年，“十二五”期间，要每年一个百分点，经过15年那肯定能达到。但如果要实现真正的城市化，也就是不仅进城还要落户，不仅迁徙还要定居，要达到65%这个任务还是比较艰巨。那就意味着每年要有2000多万农民工以及他们的家属进入城市，变成城市居民。如果到2050年，我们的城市化水平达到75%—80%，才能够说基本实现现代化。

    记者：从现在到2050年近40年，时间还很漫长。

    蔡继明：对。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化任务非常艰巨，正因为此，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说，21世纪会有两件大事儿会影响世界的进程，其中一件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因为它涉及到7-8亿农民变成城市居民，这是史无前例的，是空前的，它将不仅对中国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产生巨大深刻的影响，它也会对整个世界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

    记者：谢谢蔡委员今天接受我们的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