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很多专家都在谈“中等收入陷阱”。我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原有提高收入的因素不可持续，导致发展没有新动力、经济失去活力、贫富鸿沟加深，最终出现经济社会停滞的一种状态。

　　《人民论坛》杂志就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曾做过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前三个阻碍因素为腐败、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改革和分配难题。我认为，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诱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做大蛋糕”的原有动力难以为继。我国传统的方式是低成本、低技术、低价格、低利润、低端市场，代价是高能耗、高物耗、高排放、高污染。我们是强大的制造，低端的设计，虚弱的品牌，巨大的排放，微薄的利润。我们的劳动生产率是美国的1/12，日本的1/11，创新对经济的贡献是40%，而发达国家是70%。所以，有人讲创新不足是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重要的因素。另一方面，“分好蛋糕”的理想与现实落差很大。“十二五”规划最精彩的地方是提高两个比重，即“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理想很好，现实落差很大。2011年我国财政收入突破10万亿，同比增长24.8%，高出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13.4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16.4个百分点。我们现在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但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日本的1/10。人均GDP超过4千美金也不能反映真实水平，背后是严重的贫富差距。

　　跨越陷阱最重要的是做好制度创新和环境营造

　　一要改良创新“土壤”，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环境。十六大报告中有一句话非常精彩，要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现在看起来和现实相当远，我们现在做得很不够，没有这样的环境。打造“乔布斯式”的创新领军型人物迫切需要营造良好的环境。

　　二要做好有利于人才发挥作用的制度安排。在制度和技术的问题上，制度重于技术。当前，中国不缺创新的要素，无论是技术、人才、资金都是不缺，但是我们缺少的是把要素集成起来的制度创新。

　　三要培育创业创新文化，使创新成为一种习惯。美国硅谷的创业文化最基本的精神是宽容失败鼓励冒险，而我们的文化是以成败论英雄。这与创新所需要的科技文化、创业文化存在较大差异，很难形成让创新人才成长的土壤。

　　四要将创新的国家意志转化为企业行为。我对大量的科技企业进行调研后，总结出科技企业之所以缺乏创新有四个原因：动力不足，不想创新；风险太大，不敢创新；能力有限，不会创新；融资太难，不能创新。怎样把国家意志变为企业行为，政府应该解决这四个问题。

　　五要在“人口红利”消失后，依靠改革和创新形成的“制度红利”推动经济转型。从低收入国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迈进，我们靠的是“人口红利”，有人说改革开放30年，第一个十年靠“人口红利”，第二个十年靠国有企业“改革红利”，第三个十年靠开放，靠加入WTO十年的“开放红利”。总的来说，主要的因素还是“人口红利”。下一步，向高收入迈进，我们要靠“制度红利”。

　要破除改革的“碎片化”、“应急化”、“部门化”

　　前段时间出现的温州问题表面上看起来是民间金融高利贷化、民间资本热钱化的问题。大量民间资本，钱多，人急，大家想赚快钱，结果导致两个“癌症”：高利贷和高房价。但是温州问题背后实际上是实体经济的空心化问题。美国为什么爆发金融危机？有人研究表明是因为美国产业空心化了，制造业衰退了。我们也要防止制造业和实业的空心化，温州问题正折射出我国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空心化。

　　我们要寻求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要靠改革，做好改革的“顶层设计”。一要破除改革设计的“碎片化”。系统设计、通盘考虑，打好政策“组合拳”，防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政策。二要破除改革目标的“应急化”。要有长远的战略目光，抓住和解决事关长远的重大问题，防止改革停留在部门层面的“小修小补”，以致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许多老问题久改不革、新问题层出不穷的局面。三要破除推动主体的“部门化”，防止让既得利益者设计改革和推进改革，防止部门利益对改革的锁定。比如“新36条”允许民间资本来发展小型金融机构，但是最终形成“上面放，下面望，中间一个顶门杠”的执行难情况。

　　形成“制度红利”推动新一轮发展的最重要的改革有三项：一是加快垄断行业改革，拓宽投资渠道。当前不仅要解决融资渠道的问题，而且要拓宽投资渠道，解决大量的民间资本“彷徨、纠结，钱没地方投”的问题。二是进行财税和分配制度改革。三是进行金融体制的改革，构建多层次融资体系。通过三项改革创造制度红利，使我们的国家从中等收入成功迈向高收入国家。

　　(辜胜阻 作者为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