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1年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大约十年的繁荣周期，不仅高增长，而且低通胀，而这一经济学教科书上最佳增长模式的出现，得益于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据测算，1990－2000年之间，中国的年均劳动生产率增速达到7.7%；加入WTO之后，增速更加迅猛，于2007年达到16.7%。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须归功于全球产业转移带来的技术进步，这是中国入市的红利之一，目前国内支柱性的产业，汽车、电子产品、机械莫不如此。但金融危机之后，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甚至开始下降。其中的原因很复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一是上一轮全球产业向中国转移已经进入尾声，巴西、印度、东南亚的竞争力在不断加强，美国、欧洲也在讨论制造业回归的问题。二是技术的边际吸收能力也在下降，容易移植的技术吸纳得基本上差不多了，再往上的难度在加大。三是国内吸引产业转移的潜力下降，其中最重要的是生产成本上升，包括资源投入和劳动力。尤其是后者，新劳动合同法的通过让外资感到了寒意。上海美国商会15日发布的调查报告称，虽然2011年在华美国企业依然实现了强劲的主营业绩，但成本攀升却被列为当年最大的业务挑战，首次取代自2006年以来一直高居商业挑战排名榜首的人力资源制约这一因素，91%的受访公司称成本攀升正导致中国相对于其他低成本制造国家逐渐丧失部分竞争优势。

　　当劳动生产率增幅超过生产成本增幅时，教科书式的增长才会出现，否则，高通胀、低增长的局面不可避免。而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恰恰就在于此，劳动生产率下滑的同时，企业成本却不断攀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近日撰文指出，2009年以来，中国的国内成本迅速上涨，全劳动生产率或许已掉头向下，整个经济效益大幅下降，这个过程来得非常凶猛。如果这么个劲儿往下掉，用不了几年，特别是当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上不去的时候，很多领域的成本竞争力就会衰竭，反映到整个经济过程中便是回报率与效益的快速滑落，并将带来财政负担与银行坏账的急剧增长。近来国际市场转而看空中国，根本原因即在此。

　　企业活力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按理说，在这个关键时间，中国应该做的是尽量缓解企业的成本压力，但事实是相反的。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指出，企业效率的下滑与政府拼命增加企业成本有关。浙江慈溪市一家外贸企业老总在谈到今年经营预期时表示，目前，企业发展已经进入“高成本”时代。利率、汇率、税率、费率“四率”，薪金、租金、土地出让金“三金”，原材料进价和资源环境代价“两价”等9种因素叠加，推动企业成本直线上升。相当多的小微企业利润微薄，甚至亏损。税率高、收费多，使小微企业不堪重负。实际上，今年1月份CPI同比上涨4.5%的同时，PPI同比上涨0.7%，环比下降0.1%，创26个月新低。这也反映了国内企业在资源环境和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困境下，生产积极性降低。

　　分析来看，劳动力在企业成本上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本来，人口红利的渐渐消失已经给中国劳动力成本带来了结构性的上涨压力，但政府的推波助澜却加剧了这一进程。近两年，在提高最低工资方面，各地卯足了劲竞相攀比，东中西部纷纷卷入。而近日，国务院批转《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5年)》规定，“十二五”时期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将年均增13%以上。这一“政府开口，企业买单”的政策无疑将极大强化各地提升最低工资的效果。有分析认为，提高工资标准并不意味着相应的工人的工资将要提高，反而有可能向着相反的方向，让企业有了涨价借口，最终导致物价上涨速度超过工资上涨幅度，普通老百姓的实际购买力不增反减。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也认为，劳动者的工资是由市场决定的，无论何时，政府都不应该直接干预初次分配领域。

　　不仅是最低工资，各种隐性负担也大量存在。在陈功看来，让企业缴生育险就是一个例证。2011年11月15日，人社部发布《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规定(草案)》，在缴费办法层面，强征“五险”，增加了工伤和生育险。目前我国各项社保的缴费比例大体是：养老保险单位缴20%，职工缴纳8%；医疗保险，单位缴8%，个人缴2%；失业保险，单位2%，个人1%；工伤和生育保险完全由企业承担，各在1%左右，个人不需缴纳。比较之下，中国社保费率高于德国、美国，也高于日本、韩国。全国工商联认为，小、微企业占我国企业99%，社保费率过高，会对其发展带来重要影响。

　　最终分析结论：

　　当劳动生产率下滑、经济面临减速风险的时候，政府部门最应该做的是确保企业轻装上阵，而不是拼命施压。陈功估计，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可能是高层有人完全误判了形势。　　

　　作者为安邦咨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