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背景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史安斌教授将2011年称为中国新闻发布制度建设进程中的一个“拐点”。“7·23”甬温线事故和此后相关部门新闻发布会引起了广泛质疑和讨论，随后，“新闻发言人遭遇七年之痒”成为国内舆论热议的话题。

　　2011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首次把“文化软实力建设”提上核心议程，首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把“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增强舆论引导能力”列入党和政府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中心工作之一。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过程中，新闻发言人制度该如何推进？新闻发言人个人的职责和要求是什么？就相关话题，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了王旭明。

　　新闻发言人不应过于强调技巧

　　中国青年报：在你的新闻发言人培训课程上，你谈到当好新闻发言人要先学做人令人耳目一新，这是你卸任之后才有的独特感受吗？

　　王旭明：对。卸任之后，我生活的一个重心是投身新闻发言人的培训工作。2010年之前，我的培训主要以讲自己经历和发言人的技巧为主，比如怎样上台，怎样写发布词，眼神和手势怎样，如何回答记者提问。我告诉学员很多技巧，比如所答可以非所问，比如可以说不等等。

　　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我的理念发生了变化，我觉得发言人和官员面对媒体的时候，比技巧更重要的是解决做人和敢说话的问题，新闻发言人背后除了技巧，还需要有伦理学支撑。要当好新闻发言人首先学做人。发言人面对媒体要真诚、善良和宽容。2011年，我到各地进行培训时，这套新理念得到了学员们的广泛认同，也使我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补充和提升，并写出了《王旭明说新闻发言人》一书。在我看来，一些官员不会面对公众讲话，首先不是技巧问题，而是他们做人出了问题，很多官员放不下身段来面对媒体。因此，首先要解决做人问题，官员才能会说话。

　　中国青年报：除了学做人以外，在你看来，新闻发言人还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王旭明：我觉得至少应该具备几点，比如政治素质、业务素质、新闻素质、传播素质、面对公众的心理素质，还得有多方面的修养等。新闻发言人在拥有许许多多的技术手段的同时，还应该是有丰富情感和深刻思想的人。

　　如果做人方面存在缺陷，则容易被媒体或者公众诟病，给新闻发言人事业带来信誉上的损失。因此，我不太赞同有些专家学者对新闻发言人过于强调技巧的培训。

　曾经的新闻发言人被“撕心裂肺”撞击心灵

　　中国青年报：卸任之后你除了著书，还开了博客和微博，撰写了大量杂文，你是不是有当发言人或是发言的“瘾”？

　　王旭明：卸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后，2009年，我写了第一本书《为了公开——我当新闻发言人》，主要以讲个人经历为主，以“为了公开”的主题来表达这种浓烈的、炽热的爱和化不开抹不去的情感。当时我本打算以此为自己的新闻发言人事业画个句号，因此，写完这本书后就很少再提这个话题。

　　没有想到的是，从2010年年底到2011年，特别是2011年的前半年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像“7·23”甬温线事故、故宫“N重门”、双汇瘦肉精事件、哈药污染事件，以及那么多官员雷人的言论等，一次次地撞击我的心灵，这种撞击对我这样一个有新闻发言人经历且挚爱这个工作的人来说是“撕心裂肺”的。比如，每件事情发生后，我就在想，为什么这么处理呢？为什么这样说呢？怎么不那样说呢？怎么不那样处理呢……我甚至想，你出事的时候能不能给我打个电话，我免费告诉你怎么做。于是，我再次对新闻发言人“发言”。

　　中国青年报：现在有的单位本身工作做得不好，却希望通过新闻发言人来提高单位的形象，你怎么看？

　　王旭明：那根本不可能。新闻发言人的作用是有限的，也是有边界的。比如“7·23”甬温线事故后铁道部的第一场发布会确实不成功，但即使是一场成功的新闻发布会，也不能掩盖相关部门工作中的失误。新闻发言人的职责只是尽可能减弱负面影响，放大正面信号。

　　中国青年报：当被上级要求说假话的时候，新闻发言人该如何面对媒体？

　　王旭明：经常有人问这个问题。有学者说一个好的新闻发言人什么时候都不能说无可奉告，我说不，当你的上级逼着你造谣，不说真相的时候，说“无可奉告”比说谎要强得多。

　　中国青年报：在“7·23”甬温线事故中，遇难者和伤者家属都对“伤亡家属情绪稳定”的表达很反感，认为不准确，如果是你，你会用这样的表达吗？

　　王旭明：我会说。当然，面对死亡和伤痛，谁的情绪也不稳定。但我还要加上这样表述，即我说的情绪稳定，不是某一时一刻，而是一种趋势，这与家属有关，也与我们的努力有关，我相信通过我们耐心细致的工作，他们会慢慢趋于稳定，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到位，他们肯定不稳定。目前的问题是，很多官员除了通稿上写的话以外，不会说别的。应该注意到，我们目前不再是说教时代，已经进入说服时代，但我们的很多新闻通稿恰恰还是说教时代的产物。

　　不能让新闻发言人成为摆设

　　中国青年报：很多部委不召开发布会，只是上网发公开通告，这种做法是一种倒退吗？

　　王旭明：我认为是。现在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已经迈出可喜的第一步，党委和政府以及企事业单位都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现在的关键是第二步怎么迈，新闻发言人不能成为摆设。现在，很多部门越来越多地以“有关部门负责人”或“新闻发言人”来取代“新闻发言人某某”。不要小看具体的人名，这是很重要的，抽象的事物公众接受效果差。

　　很多部委发言人都不再说话了，我感觉挺难过的，这个岗位是需要说话的。铁道部原新闻发言人王勇平2010年开了40场新闻发布会，我以前一年内最多的是开32场发布会；2010年王勇平到近20家网站做客，我一年里最多去过9家网站，因此，王勇平的激情和努力应该得到充分肯定。不能仅仅因为一次发布会没有开好，就对他不断批评、全面否定。

　　中国青年报：很多记者有这样的经历，当联系某政府部门要求采访时，按照要求接连发过几次采访提纲之后就再没有回音了，你怎样看？

　　王旭明：这是新闻发布机构的失职行为，应该批评、谴责、曝光。一个单位负责新闻发布的部门和人，对于记者的采访要求不能不做任何回答和解释。我当发言人时，对于记者的要求总是尽可能地回复，如果记者要求找的采访对象拒绝接受采访，也要及时解释、沟通和磋商，或说“要不我来说两句”，尽量让记者看到我的诚恳。

　　中国青年报：很多政府部门对付记者的方式就是要求更换跑口记者，或不让某报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你也曾经用这样的方式“对付”过记者吗？

　　王旭明：对于记者的管理中外都有，除了法律以外，常用的招数就是下次发布会不邀请该记者。这件事情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我们党提出善管、善用、善待媒体；另一方面，媒体记者要客观地报道新闻，提高同官员打交道的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官员群体是一个特殊群体，和官员打交道，我认为记者至少要有非常高的政策素养，包括对打交道的官员所在的部门工作的了解；第二，对官场惯例要有所了解，进官场的门要讲究规矩、级别和称呼；第三，对官员的背景有了解，干了20年还是处长和干了3年就提拔为司长的官员表现肯定是不一样的，如果谈话的方式不对反而会激化矛盾。与官员打交道是一门很深的学问。

　　中国青年报：你的微博粉丝数量很高，光腾讯微博粉丝就280万，你对于微博问政怎么看？

　　王旭明：我不太赞同微博问政，这说明我们其他的问政形式不畅通。一个合格的新闻发言人应该用各种手段来发言，包括网络、微博等各种形式，但官与民互动不该只有微博这一种形式。

　　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路，不必要都串到一条路上来。微博问政这种提法和做法的生命力是有限的。政务公开有很多形式，政府把网站办好，发表议论和提意见完全可以，并且专业性强可信度高。

　　中国青年报：让新闻发言人开口说话需要哪些制度的保证？

　　王旭明：新闻发言人除了要热爱自己的工作以外，还需要外部制度的保障。2008年我国正式出台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我希望它能变成《政府信息公开法》。新闻发言人也应该从职务化走向职业化，包括新闻发言人的准入制度、奖励制度、晋升制度、惩罚制度等都应该逐步健全。这套制度真的健全了，中国新闻发言人事业就前进一大步了。（记者桂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