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34735万人，城镇人口69079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100万人；乡村人口65656万人，减少1456万人。大陆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1.27%，比上年末提高1.32个百分点。（1月17日新华网）

     一般说来，城镇人口比重明显增加是城市化水平提高的一个标志。城市化水平提高，标志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农民成为市民。城镇人口比重超过农村人口，城市化快速推进，盘活了农村土地资源，拓展了经济发展和就业空间，促进了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亿万农民实现了当城里人的梦想。如是发展成绩可圈可点。但是一些地方盲目赶农民上楼、进城，以至于只见土地城市化，不见人的城市化的城市化现实，令人纠结。

    中国市长协会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显示，我们只用30年时间就赶上了西方200年的城市化历程。城市化进程中的跃进化现象，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土地的城市化快于人口的城市化，二是经营城市的冲动超越经济发展规律。农村土地快速城市化，但是进城农民难享市民待遇。

    城市化建设一哄而上，缺乏财力支撑，也透支了有限的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产生尖锐的征地矛盾，造成耕地快速减少，牺牲了农民利益。有报道说，在我国662个城市、两万多个建制镇中，约有五分之一的城镇建设存在诸如“现代化国际大都市”、“高尔夫球场”、“万亩基地”和“百里长廊”等政绩工程，其主要资金来源是政府负债。来自审计署的消息说，截至2010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超过10万亿元，有的地方偿还负债甚至需要400年。政府负债打造政绩工程，容易挤占民生投入，留下华而不实甚至烂尾的形象工程，造成政绩包袱。给城市发展、民生福祉造成伤害。从本质上讲，城市化应该是人的城市化，而不仅是土地城市化，户口本城市化。

    城市化快速推进、农民纷纷上楼、进城，但是从媒体报道来看，一些农民感觉上楼生活不便，还有的农民旧居被拆，他们又买不起新居，被迫住进猪圈。就是进城的农民也难在城市安居乐业。除了少数先富起来的农民外，多数农民并不具备一掷千金在城市购房的能力。亿万农民进城，客观上推高了城市房价。让原城市居民与进城农民雪上加霜。城市也无力提供数量庞大的廉租房、公租房资源。

    农村虽然有点落后，但土地承包权与房产毕竟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与精神家园，土地承包权能解决农民吃饭问题。宅基地使用权能保障农民的基本住房问题。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自然村、自然湾大批消失，土地快速城市化，拆村并居赶农民上楼，集体土地变成国有土地，政府固然可以从中获得大量土地出让金，但是如果进城的农民找不到可以有尊严生活的工作，吃什么？买不起房，住什么？如果失去土地，取得城市户籍的农民在城里混不下去了，退路何在？

    文化水平较高，拥有一技之长的青年农民找工作相对容易。对于长期生活在农村、文化水平较低、缺乏就业技能、年龄偏大的农民来说，不仅难以找到体面的工作，恐怕连竞争脏苦累基础性岗位都困难。如果进城农民就业技能跟不上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他们的就业前景并不容乐观。

    笔者这样说，并非否定城市化的大方向。但是土地与宅基地是农民的生活保障与精神归宿。政府引导农民进城，解决他们的医疗、教育问题相对容易，但是，解决他们的住房与工作问题，让他们安居乐业，颇为不易。政府不可盲目乐观。

    城市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政府不能急于求成，为了城市化虚名与政绩需要，拿农民的福祉冒险。只求土地城市化、户口城市化，而忽视人的城市化。况且，城市急剧膨胀，交通、教育、卫生、公用事业等公共服务跟不上，还会衍生严重的“城市病”。因此，我的观点是，城镇人口首超农村人口，只可谨慎欢迎，不可盲目乐观。城市化循序渐进、以人为本，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