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近两年来在我国沿海地区出现了民工荒。于是一些人开始担心中国也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低端的做不了，高端的又还不能做，基础教育的发展，人才培养等等，还达不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于是高不成低不就，经济出现空心化。
不可否认，目前我们沿海地区的一些产业出现了转移的势头，但没有想象的那样严重。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依然存在。据测算，对一个国家而言，只有当他的农业劳动人口降到占总人口的10%左右，其土地经营才能实现规模化，农民的收入才能提高到跟农民工基本持平的水平。目前我国半数的人口还属于低收入阶层。
     现阶段我们靠什么来缩小收入差距？主要靠一些福利政策，靠政府支出等等。这显然不行，也不可持续，要想真正缩小收入差距，还必须得靠就业的增长来实现。
    如何保持中国目前的增长势头，使这些还没有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能够尽快转移出来，这是下一阶段的重要任务，也是我们中部地区的机遇。很长时间以来外国人一直在说一个概念，就是中国有“两个中国”，一个是沿海的中国，一个是内陆的中国。沿海地区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后，现在遭遇各种成本上升的情况。能不能把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到中部地区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定意义上，中部地区的发展，特别是沿江中部地区的发展，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如今，包括武汉在内的中部地区迎来了发展的大机遇。
    如何才能抓住这难得机遇？使沿海地区，甚至国际上更多的产业转移到我们中部来，使中部经济社会有大的发展。这不仅取决于我们的城市政策、社会政策，还取决于能不能更好地为前来投资兴业的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能否降低它们的综合商务成本。不仅仅要让企业发展成本比沿海地区有竞争力，还要比在其他国家有竞争力。只有这样，产业才可能转移中部地区，转移到武汉?来。
    据预测，到2050年，全世界75%的人口都要走进城市，人们为什么要不断走进城市，实现城市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城市化导致产业聚集而更有效率、更有竞争力。城市化的发展会不断促使产业的聚集，经济活动的聚集，从而使得基础设施的成本比较低廉，因而可以发挥基础设施的集约化效益、规模效益。投入同样的钱建基础设施，它能实现经济总量，收入增长更多一些，也就是说它更有效率。第二、城市化会带动人口的聚集，让人的生活社会化，使服务业可以有大的发展，从而大大增加就业人口。当然这是互相作用的，必须有人的聚集，人们才能社会化。生活越社会化，越能发展服务业，越有人的聚集，什么意思？比如，分散在各个地方的人，要到20公里之外才能吃饭，这餐馆一定很贵。只有住得很近，大家经常能够在餐馆吃饭，餐馆才能有规模效益，才能便宜，也就有更多的人在餐馆吃饭。而且各种文化事业等等才能发展起来，单独搞一个剧场，肯定不能产生规模效?益。
    为什么上世纪80年代搞乡镇企业，最后基本上都进行不下去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分散的发展模式、分散的社会生活，导致效率低下，最终让其退出了历史舞台。在这个意义上，大城市更有效益，特大城市特有效益。目前，大城市的污染和垃圾处理经常被人诟病。其实，只要我们措施得当，相比那些中小城市，大城市的这些问题还是比较容易处理。而那些规模较小的城市，由于其比较分散，其实它的污染问题更严重，造成的损害也更严重。也正因此，我个人认为，大城市更清洁、更环保。现在很多地方还在搞小城镇，遍地开花地搞城镇化，这是有问题的。我们不能把有限的资金洒到各地，都搞城市化，按照我们现在的行政区划，每个镇都要城市化，每个村都要城市化，那就不叫城市化了。城市化一定要有资源和人口的聚集，而且聚集程度要达到一定规模才能产生更大的效益。
    地理经济学上有一个规律，即人均收入到2万美元以上后，80%的人口会聚集到离海不到一百英里，或者六百公里区域之内。美国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格局。芝加哥靠着五大湖，四面都通海。相比美国，我们中国海岸线较短，而且中国人口高达13亿。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必须加快中西部地区，尤其是中部地区的发展。目前，我国沿海产业太密集，成本太高，一定要发展更广的地区。不仅要大力发展中心城市，而且要大力发展一批大城市。地处中部地区交通枢纽，水陆交通体系发达的武汉应该说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发展潜力非常大。所以，武汉的城市规划应该做大规模。主要是人口规划。尽量吸引武汉周边众多中小城市的人到武汉来工作、娱乐、就医、求学。
    需要注意的是，在扩大城市规模的过程中，公共服务体系应更多惠及进城农民。目前，大量农民进城工作，甚至成为了推进城市化的主体。但现有的医院、教育等公共服务体系，主要为有户籍的市民服务。而进城农民屡屡遇到就医、子女上学等难题。这一问题不解决，就难以保持城市中稳定的劳动力资源。城市留不住农民工，周期性的用工荒就不能避免，城市对企业的吸引力就会下降。要解决这一难题，可尝试推广“双轨制”。在无法让农民工全面享受城市公共体系服务时，可优先在教育、医疗等方面放宽限制，以解决进城农民燃眉之急。
    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做国际开放的城市，但是现在国际的概念慢慢在发生变化。我们越来越成为国际上一个重要的国家，成为国际经济中重要的一极，我们的市场越来越成为国际市场，全世界的产品都在我们这个市场上竞争。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我想开放城市的概念，应该是一个对内对外全方位开放的概念。对各类企业，各类经济活动，从制造业到服务业，到创意产业等等，都应该全方位开放。这种全方位的开放基于以下几点的考虑。
    第一、从国内和国外的关系来看，现在我们很多企业本身它具有国际竞争力，它在中国生产，但在全世界竞争。因此我们的国内企业对外开放也非常重要，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开始走向世界。
    第二、对包括武汉在内的任何一个城市而言，要想吸引跨国公司，就必须吸引大量的为跨国公司配套的国内企业到这个城市来。因为在企业发展的商务成本当中，其中一个是物流成本，另一个重要的是什么呢？供应商离他远近的问题。为什么很多跨国企业愿意待在中国，即使中国成本高一点他也不走，是因为在中国有一个集群在那里。
    一个城市发展能不能做大，能不能有更多的企业来投资。包括为各种企业服务的条件，从政府政策到服务业的发展，包括各种创意产业的发展都非常重要。从我们内陆地区发展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包括武汉在内各个城市，确实应该考虑我们的特点在什么地方。一个城市如果能够突出自己的特色，就具有更多吸引人的地方。如鹿特丹就标榜自己是世界建筑的实验厂，布鲁塞尔标榜自己是一个卡通城市。所以，我们确实需要用现代的眼光，用创新的眼光来看待城市的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要想把一个城市做大做强，光靠某一个点不行，特别是光靠一些最先进的东西恐怕还做不到。以前我们经常提到，要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现在看来这还不行，我们必须实现从制造变成制造加创造。
    对武汉而言，在实行全方位开放战略的同时，不应忽略制造业，即使是低端制造业，因为这些产业在中国乃至全球都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可以在发展这些产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比如工业设计、文化创意等服务产业。
     尽管我们现在都希望发展一些高端、先进的产业，进而成为先进的国际城市。但中国现实的发展阶段是一个人均GDP只有四千美元，是一个70%的劳动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现实，我们还处于城市化的中期阶段。如果各个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不正视这个现实，那就会后续无力。只有全方位的开放发展，才能够真正有大城市、大都市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