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红色样板”过去一两年在中国舆论界引起异常激烈的争议。投入大量精力财力去改善社会治安与民生，重庆因此被左派热烈评价为“恢复了共产党的道德形象”；相反，不少自由派知识分子对所谓的“重庆模式”流露出强烈反感。

　　“到下面去，跟贫苦地区的老百姓在一起，我很受震动。”

　　山城重庆某机关里，中共干部在受访之余，谈起他到偏远地区与基层民众“结穷亲”的经历，他需要转换两种交通工具才到得了他们的住处；他感慨建国多年后，山区居民还那么穷，他的“穷亲”家有残疾老人，依靠救济也只能勉强度日。

　　谈话的主题是2009年底以来，重庆在中共市委书记薄熙来领导下开展的“三进三同”活动。所谓“三进”就是要求中共机关干部“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三同”指的是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对于早已摆脱穷困，久居城市的干部来说，“三同”可能是苦不堪言的事情。但是推崇中共传统作风的重庆市领导层称，这样才能让共产党员重拾“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重建干部与民众的“鱼水情”。

　　以强制性行政命令推行的“三进三同”于是浩浩荡荡地在全市铺开，2010年市委明文规定，所有干部每年要“三进三同”7天，新任公务员与新提任领导的时间更长，要一个月，“三进三同”的效果要纳入干部考核指标。在活动启动初期，有的区县还聘请大学生担任调查员，晚上给农户家打电话，要求与干部通电话检查他们是否“同住”。

　　重庆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已经有20万干部与80万穷人结了“穷亲”。据说，一般干部不敢逃逸，因为有干部被发现然后受到处分的先例，当然是否还有人逃避又没被发现的，那就不得而知了。

一个年轻干部说，他去年下乡帮“穷亲”挖了几天番薯。不过，农民一般不大好意思让客人干活，所以干部到基层，能做的是帮助农民想致富点子、解决生活困难，介绍医生治病等。去一次也不能空手，总要准备五六百元（人民币，约100至120新元）礼品。
　　我看着谈话的对象们，想象这些实地体验给他们带来的触动；但脑海里同时浮现更多问题：倘若不知道我的记者身份，“很受震动”是否还是他们回答的全部？此外，是在怎么样的强人统治下，才能动员几十万干部年年下乡体验基层生活，还包括接受有关的经济负担？

铁腕治吏能奏效吗？

　　在今日，继续使用带革命年代色彩的“上山下乡”来修正干部“宗旨意识淡薄，缺乏群众感情”的问题，能奏效吗？

　　事实上，这几年来强势领导一直是重庆的特点。除了争议激烈的“铁腕打黑”以外，针对薄熙来整顿干部队伍的高强度，也有人称为“铁腕治吏”。

　　“三进三同”其实是重庆市委为组织干部联系群众而制定的“三项活动”（大下访、三进三同、结穷亲）之一；此外还有从2008年开始的“三项制度”（村、社区书记每周接访；村、社区党组织成员每年两次走访群众家庭；群众意见定期办理反馈）重庆市委对这些政策的效果很有信心，官方统计数据显示，这些制度对于解决群众问题发挥了实效。2010年，全市群众信访总量与2007年前相比下降43.2%。

　　对重庆领导人而言，这几年的经营除了换来地方经济发展，治下民众满意度提高，更突出的成绩是大概取得了宣传效益。结合“打黑”、“唱红”、宣传红色革命文化与主流价值观、动员干部下乡联系群众，也包括招商引资、大建公租房等具体措施，重庆抓紧在几年时间里，系统建立出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红色形象”。

　　“他就是要整出一个社会主义的样板。”不少知识分子这样评论。

　　这个“红色样板”过去一两年里在中国舆论界引起了异常激烈的争议。投入大量精力财力去改善社会治安与民生，重庆因此被左派热烈评价为“恢复了共产党的道德形象”，在中国社会西化，中共传统意识形态对社会影响力快速减弱的背景下，重庆一枝独秀的做法让左派知识分子看到了重大期望；与之相反，不少自由派知识分子对所谓的“重庆模式”流露出强烈反感。

　　对于外界的批评声，重庆市委党校教授苏伟颇不以为然，也有些愤愤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