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史以来关于乡村治理问题的定位

　　中国的乡村治理问题，自近现代以来百年间，一直是国家当政者(或者统治者)工业化的强制性天命所派生出来的最主要问题。

　　近现代以来的乡村治理问题，包括国家政治建设进程中长期未能解决的村治、乡治和县治的“三治问题”，表现为百年间农村中大量发生的社会冲突 。它缘于百年间国家主导的工业化相伴随的“乡衰”。

      国家主导工业化的强制性天命与中国既有资源禀赋之间的张力所造成的现代化悖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乡村治理问题的根源。乡村治理问题，从现象上看是如何避免小农贫困、农业破产以及乡村破败动荡的政治问题，孰不知经济关系是最大的政治,其实质是怎么既能有效地汲取小农剩余，同时又形成一种合适的制度安排保证基层政权不沦为“赢利性经纪” ，不使小农被剥夺得太狠以至于失去生活底线、造成社会动荡的问题。

　　上个世纪前半叶，从20世纪初至1949年建国之前，是西方工业化国家的资本经济全球扩张在中国表现的时代。这种表现首先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军事侵略的大背景下，国家以国家权力向乡村过度延伸的方式，以及以官僚资本主导的工商金融等非农产业的方式，过度汲取小农剩余。自晚清以降，国家都竭尽全力通过权力下沉的方式，力图将国家权力的根植入乡村基层，一方面有效地汲取小农剩余以主导现代化的发展，一方面维持乡村的稳定。但是，即使是在国民党执政最辉煌的“黄金增长十年”，旧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如此之快，成效如此之显著，也是出现了一个“钱币”的两个方面：一面是工商业资本原始积累加速;一面是牺牲农业、小农破产、乡村破败和社会矛盾激化。由于工业化的强势汲取和当时国力薄弱以及人多地少的资源局限，国民党即使从政治上推行乡村自治活动，通过保甲制借助乡村社会当中既有的权威资源和管理机器来稳定乡村、治理乡村，也无力解决这种政府主导的工业化的强大的“负外部性问题”——政权内卷和国家动荡之严重后果。于是，官僚资本的强势集团不得不向社会转嫁制度成本，形成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不可调和的暴力和革命，结果是其寄生其中的国家政权的坍塌。

　　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这30年，(重)工业化作为一个强制性的天命，仍然内在于锻造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换句话说，新生的共和国政权，其历史使命仍然是“对外民族独立，对内工业化”。新中国早期的快速工业化之路，在当时国际宏观环境制约和自身内生性资源条件限制下，只能走国家主导型的“非西方”的工业化道路。当时实行的城乡二元制度和人民公社“政社合一”制度，都是为了有效地为工业化、城市化提供人、财、物的积累。由此形成两个结果：一个是通过国家动员，在短短30年时间有效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积累，形成了相对完备的工业化体系;一个是形成了相对落后的农村和相对先进的城市并存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这是在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紧缺的发展中国家，在保证政权稳固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为实现工业化所必然发生的实践逻辑。这个时期值得重视的是：在农村实行的集体化制度，作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社合一”的制度安排，是中国共产党汲取民国政府教训，承担其未完成的工业化强制性天命的、一种内含低成本解决或者消解当时乡村治理命题的“中国式”创造。

　　改革开放30年来，是全国上下通过改制全面发展的时代，也是中国融入新时期的全球化、新时期的全球化以各种产业资本的形态入渗中国的时代。应该说，“三农”问题在这个时代得到了更多的重视。有研究者指出，上个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是农民自主性回归、农业得到大力发展、农村得到空前发展的历史。但是，以《土地法》等国家政策制度的出台(1988年)为转折，中国重新回到了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优先发展的轨道。土地法规定，乡镇企业用地权收归国家;城市和城镇用地权收归国家;各地新办企业必须进入“经济开发区”或者特区。而1987年开始的“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改革，要求乡镇政府每年按照7%递增上缴财政收入;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更使中央财政的财力(国税收入)得到空前加强。其结果是：中央和省市政府的钱越来越多——增加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能力，县乡基层政府的钱越来越少——服从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战略 。

　　总而言之，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90年代中后期至税费改革之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质，一方面是城市工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通过种种制度安排继续从农业提取剩余的老问题;另一方面是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使“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更为严峻。于是，改革开放年代的“三农问题”日益严重，直至出现了李昌平呼吁“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的现象。只要制约中国的根本性矛盾——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在长时段没法改变，而且中国作为发展中的东方大国依然要勿庸置疑地现代化下去，甚至在邓小平南巡后形成的外向依附型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不变更，即以“消耗自己、照亮别人或‘内卷化’大多数农民”的“蜡烛经济”的方式发展 ;那么，就近现代史以来百年间的“宏观和共性”来看，三农问题(农业、农民和农村)的出现就是一个真问题，而其得以解决就是一个伪问题。

　　然而，乡村治理的问题，或者说“三治”(县治、乡治和村治三级治理)问题，历史地从国家或当政者的角度而言，却是个真命题。因为在人口上亿的发展中国家，三农问题是工业化、城市化的永恒的伴生品;然而三治问题——或者说是乡村治理问题，却是从配合工业化战略的“保底”的角度提出来的，是强势集团或者城里人在“狂歌猛进”地扩大工业化战果之时，不至于使其巨大的负外部性殃及到社会动荡和国家政权的塌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