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根据一些机构的研究，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 27%得益于“人口红利”。

　　2011年12月26日，经济学家韩志国在其微博上表示，2012年中国经济将进入最寒冷冬季，他判断依据中第一条就是：“人口红利、外贸红利、土地红利消失，体制瓶颈、发展瓶颈、资源瓶颈、环境瓶颈出现”。

　　从今年4月至12月，2010年进行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陆续公布，这些数据所证实的中国老龄化趋势，不能不引起普遍忧虑。2010年，中国的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数量已经下降到16.6%，比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与2000年相比，2010年中国20岁至29岁年轻劳动力的规模已缩减了近15%。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依赖的一大基础——人口红利，将要消失？果真如此的话，中国经济将向何处去？

　　我们这次与著名经济学家、上海海关学院石良平教授的对话，主题就是人口红利到底有没有那么不可替代。

　　中国“未富先老”，人们担忧经济高速增长难以持续

　　石良平（以下简称“石”）：我想我们可以讨论三个话题，第一个话题：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这个数据这么高，是普查之前没想到的，可以说中国是“未富先老”。第二个话题：养老金几乎全线亏空，财政贴补很多，如何为继？第三个话题：大家都把人口红利看得很重，一个普遍的看法是，一旦中国步入老龄化，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力也就衰弱了，于是，要求改变人口政策的呼声响起来。

　　本报记者（以下简称“记”）：您的观点是赞同改变人口政策吗？

　　石：不，我不赞成。我认为人口政策现在不能动，动了以后风险很大。既然人口政策暂时不能动，那么对于人口红利，应该做一点评论，即：我们是不是有必要那么看重人口红利？

　　记：在人口红利下降的警示发出后，我们看到一些专家和地方政府提出了类似 “从数量型人口红利向质量型人口红利转型”的观点，这说明主流的应对态度还是积极的，但同时也说明人口红利确实很被看重。

　　石：所谓人口红利，是指在人口结构中就业者的人数要大大地多于非就业者，赡养系数较低，这样就有足够空间来增加储蓄，而储蓄是投资的来源，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所以在各种经济理论中，都把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指向高储蓄所转化的高投资。近年来西方经济低速运行，主要就是储蓄率低，导致投资低迷。西方经济靠消费拉动，而后起国家要追赶，必须靠高储蓄转化高投资，追求高增长率。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传达出很多信息。第一，全国人口总数为13.39亿，这跟之前想象的14亿有较大差距。还记得吗，上一次人口普查是2000年，全国人口总数已经达到12.95亿，接近13亿。这说明，这10年的人口控制是很有成效的。第二，男女比例接近失调，令人担忧。第三个就是老龄化，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比10年前提高了2.93个百分点，中国已经接近老龄化社会。这么大的国家，人口规模整体接近老龄化，这件事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一般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的时候，人均收入都在三四万美元左右，而中国目前仅为4000美元。也就是说，中国在人均收入只有发达国家1/10左右阶段的时候，就要承担类似于发达国家老龄化的负担，令人担忧。

　　记：忧些什么呢？

　　石：我们看到，现在处于老龄化的国家，比如日本和欧洲各国，人口红利消失、储蓄能力降低、劳动力供应不足。如果要求在老龄化情况下，中国经济仍保持10%左右的增速，这种可能性已经很小了。另外，老龄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到来，我们的养老金还没准备好，财政补贴压力很大。归纳一下，对未富先老的担心，包括人口红利消失、经济增长减速、财政压力增大。

　　要保持人口红利，是选择提高出生率，还是努力寻找其他替代法

　　记：如此说来，人口红利非常重要，中国有必要想办法延缓老龄化的到来。

　　石：如果我们要保持现有人口红利，必然要维持一定的出生率，让出生率高于死亡率，这是人口增长的模式。

　　记：看到资料说，人类世代交替所需的更替水平是出生率2.1左右，即平均一对夫妻生育2.1个孩子，但中国目前只有1.8，甚至有说法是1.4，与2.1的差距很大。

　　石：还有一个因素在起作用，那就是随着医疗水平、健康水平的提高，人均期望寿命延长，这就需要更高的出生率才能保持人口增长模式的人口红利。这就产生了两个因素的博弈：靠更高的出生率维持人口红利，还是不完全依赖人口红利，通过其他方式来完成同样的储蓄和投资过程？

　　我认为，我们实行了30余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不能轻率改变，还须从长计议。我要提出的思考是，我们是希望生活在一个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社会，还是一个人均收入水平不高且人口众多十分拥挤的社会？我们是喜欢一个可以发挥老有所长的社会，还是看上去年轻人很多、但就业压力很大的社会？如果人口基数不变，能够创造更多财富，那么人均收入就上去了。所以，现在可以采取的替代方法，就是逐步放开退休年龄，甚至像德国的新政策那样，取消退休年龄限制。现在欧洲等许多国家已经将退休年龄推迟到65岁－70岁。

　　记：您的建议是，用推迟退休年龄的办法，来取代增加生育率，从而延长人口红利期？

　　石：是这样。现在生活条件和医疗保健条件好了，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退休以后，大部分身体还很好，他们在各种运动上消耗了很大精力，其实是人力资源的浪费。以前，工作以体力劳动居多，人到了五六十岁，就做不动了，而现在的就业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变。在产业结构向服务业转移的情况下，脑力劳动、服务性行业的比重大大提高，工作不再那么耗费体力，而老年人的经验和知识积累就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记：但是对于推迟退休年龄的反弹也很大，很多人盼望着早点退休好享受生活，更有人认为推迟退休年龄是政府为了弥补养老金缺口，对此十分反感。

　　石：养老金缺口问题，后面再讨论。关于推迟退休年龄，不是强制性的，而是可以自由选择的，到了一定年龄，你愿意退就退，想再工作下去就继续工作。逐步放开对退休年龄的管制，让就业者自由选择。因为每个人对幸福的生活方式的理解不同，正在上班的人可能恨不得马上退休，每天睡睡懒觉，不用看老板脸色，想去哪里旅游就去哪里，但真到了退休年龄，想法可能就变了。而且对很多人来说，退休意味着收入大幅下降，或者无所事事，他们是希望趁身体还好的时候继续工作的，既解闷，又能多积累些钱，为子女、为自己今后生活保障。

　　记：没错，身边也见到不少人，上班时每天精神头十足，退休以后生活一下子失去方向，反而衰老了。不过，放开退休年龄，最好不要包括领导干部。

　　石：应该让大家自己选择，当然，一些有限的资源，还是应该放给年轻人。

　　我的意思是，就业的人数多了，人口红利还是有的，不是说只有年轻人能带来人口红利。

　　另外，用人口红利的观点来冲击人口政策，把老龄化看成洪水猛兽，这是一种狭隘的国家主义观点。

　　记：什么叫国家主义观点？

　　石：就是说，国家选择政策只为了保证经济增长，而没有想到人口增长还有副作用，没有从人口福利的角度思考。肯定是一个人均拥有资源较高的社会让人更幸福，而不是一个拥挤的、就业困难的社会。举个例子，印度的年轻人资源很丰富，人口红利高，但现实却是失业率高、城市拥挤、贫富差异大，这种人口红利是不是幸福的呢？假如我们放开生育政策，实际上将牺牲更多人的选择权、牺牲生活质量提高的可能，得不偿失。

　　总之，应该保持现有的人口政策，但不排除进行某些方面的突破，同时在现代产业布局下重新梳理就业制度，让每个愿意工作的人发挥一技之长，使人口继续保持低速增长、人均收入高速增长，这才是现在需要做的。

　　填补养老金缺口，政府应尽早建立应对机制，预防新增亏空

　　石：再来说说养老金的问题。我们的养老基金，或者说社会保障的制度化，短期内恐怕很难完成，对于老龄化，我们还没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有一个数据，全国社保基金的缺口估计在1.3万亿元左右，这部分亏空全部要靠财政补贴，压力很大。财政如果拿不出这笔钱，有两种方法解决，一种是加税，这就进一步增加了税收压力，对经济增长不利；另一种方法是造成财政赤字，靠发行国债借款弥补，而过度的财政赤字又易引发通货膨胀。

　　记：两难选择，两种方法的结果都是我们不想看到的。

　　石：为什么养老基金会出现这么大缺口呢，这是因为我国是从1991年才开始实行养老金制度的，在1991年之前工作的都没有缴纳养老金，要由后来的缴纳者去弥补，所以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这么巨大的缺口，再加上养老金投资收益率低于CPI （根据统计数据， 2000年－2008年平均收益率不到2%，而同期年均CPI是2.2%），窟窿越来越大。老龄化意味着赡养系数提高，以上海为例， 2008年前， 3个在职职工缴纳的养老金可以赡养2个退休职工，赡养系数是1.5。预计10年以后会倒过来， 2个在职职工缴纳养老金赡养3个退休职工，到那时候，养老金就不够支付了。养老金不够怎么办，目前的基本出路是财政补贴。如果能适当放开退休年龄，将赡养系数稳定在1.5或低至1.3也好，这对把养老金的账转过来，是有好处的。

　　记：最近养老基金入市的消息，也被引申到呼吁人口政策放开上：有更多的年轻人来缴纳养老金，摊薄缴纳者的负担。您刚才已经明确反对放开人口政策，也把道理说透了，那么，财政补贴填补缺口这条缓兵之计，能解决问题吗？

　　石：目前也没有其他办法。

　　另一方面，让后人来弥补前人的养老金，从理论上讲不合理，应该有一个国家补偿制度，通过财政资金的调节把账转化过来。

　　记：您的意思是，国家把前面的窟窿填满，今后我交的我自己用，不需要再给前人用了。

　　石：是的。从现有财政收入里去调节也是不行的，我认为，应该用国有资产来赎买。

　　记：怎么赎买法？

　　石：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中国货币发行量非常大，2010年M2总量是72.6万亿元人民币，折成美元是11万亿（按去年汇率），而美国同期M2是8.34万亿美元。中国GDP总量是美国的40%，而货币发行量却是美国的120%。货币化率 （货币总量/GDP），美国是57%，中国是182%，即用182元人民币生产出100元GDP。此现象可以理解为中国货币效率低，这个问题我们这里不讨论，今天要讨论的是，为什么这么多货币发行，没有引起恶性通货膨胀？

　　国外普遍的正常货币化率区间是50%－80%，而如果达到100%，即货币发行过量，通货膨胀就不可避免了。为什么在中国却没有发生恶性通胀？只有一个解释，就是大量货币被沉淀下来，被一个神奇的 “黑洞”给吸走了。国外研究者把这个现象称为 “中国货币之谜”，他们猜测货币到哪里去了，黑洞在哪里。一种猜测是中国银行体系中大量不良资产沉淀了大量货币，但这种解释现在站不住脚了，因为银行都已经上市了，不良资产已经剥离，货币还在超量发行。又有人猜测是房地产吸纳了大量货币，这也无法证实。同时还有种说法，城市化建设不断把以前非货币化的资产变成货币化资产，比如农民以前粮食肉菜自给自足，现在需要购买。但城市化一直在进行，为什么偏偏这十年吸纳了大量货币，好像也说不大过去。

　　我个人的观点，主要是国有资产证券化因素造成的。一元面值的国有资产，一旦证券化，按最低的平均10%－15%的市盈率计算，就会吸纳10-15倍的人民币。我的猜测是，政府正在一边通过投放货币，一边通过国有资产证券化来吸纳货币，从而获得财政资金来弥补民生资金方面的长期亏空。

　　记：您是说政府出售国有资产，把卖得的钱贴补民生，包括填养老金缺口？

　　石：只是一个猜测。

　　记：如果政府没有这么做，那么您是建议这么做，对吧？

　　石：保民生对于保稳定、保增长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由于目前各类有关民生的收支亏空很大，所以这个弥补的过程会很长。但会不会有一天，能证券化的国有资产都被证券化了，仍不能弥补民生资金的空缺，到那时候怎么办？所以必须一边弥补，一边建立起有效的应对机制，比如提高投资收益率，通过减税来增加养老金的比例等，从而建立起一个可持续的养老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