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财经》2012：预测与战略年会”在北京举行。国内外政商学界精英汇聚一堂，共话改革与突破、发展与创新。美国前总统卡特，农业部部长韩长赋，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重庆市长黄奇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教授、斯宾塞教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清，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等在会上作演讲。黄奇帆就重庆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问题进行了阐释。

    中国农民工长期处于两栖状态，会带来三方面问题

    黄奇帆说，我国的改革，主要是针对计划经济中不适应市场法则、不适应生产力发展、不适应国际经济惯例的一些体制机制、一些制度安排进行的改革。同时，改革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凡是长周期影响社会发展，大面积、反复存在的突出问题，一般都是体制机制上出了问题，必须用改革的思维，在制度安排上、在体制机制上进行调整。当今中国农民工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过去二三十年，我国形成2亿多农民工。农民工既是城市居民，也不完全是城市居民，既是农村居民，也不完全是农村居民，他们处于两栖状态中，这种状态长期存在会带来三方面问题：

    首先是农民工这个群体实际上处在社会底层，受到很多不公平待遇。比如养老保险，城市居民单位帮他交的养老保险是基础工资的20%，而农民工只有12%；比如医疗保险，城市居民每年缴的保费是1000多元，而农民工只有几百元；另外，小孩读书也是个问题，城里的孩子读中小学已不收费了，但农民工的孩子要付择校费，或者读条件较差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农民工的这些待遇问题，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群体的歧视，是不公平的。

    其次，对用工的企业来说，好像使用农民工的成本低，但实际上有三种情况会造成用工成本高。一是企业招工往往招不齐人，出现人工短缺；二是人虽然招到位了，但每年有平均30%的流失率，这样就会额外增加培训的费用，也使得生产质量不稳定；三是农民工一年只能干10个月的活，春节前后两个月会回乡探亲，像钟摆一样往返流动，这也不利于经济发展。

    第三，农民工的长期存在也会形成社会问题，比如农村的空巢老人、留守儿童，以及年轻夫妻两地分离，造成社会不和谐。

    重庆已实现300多万人的农民户籍转移，总体风平浪静

    黄奇帆说，农民工的这些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要很好地加以解决。去年，重庆市委、市政府根据中央精神，在进行充分调研、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做出决策：要让重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能够成为城市居民。

    重庆现在有800多万农民工，其中400多万在沿海打工，400多万在重庆城里打工。对那些在城里工作三五年以上的农民工，只要他们愿意，我们就可以把他们转为城市居民。去年8月，重庆启动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户籍制度改革，到今年11月底，共转了305万农村居民，预计年底会达到320万。这是我们共和国60多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集中的农民户籍转移。

    重庆农民工的整个转户过程风平浪静，非常和谐，如果你到重庆跟这些转户的农民工聊一下，会发现他们非常高兴。农民工转户进城，不仅促进了农民工的待遇改善，也促进了重庆城市化的进程，促进了城乡和谐的一体化。

    重庆农民工转户制度注重抓好顶层设计，涉及五个关键环节

    黄奇帆说，任何一项涉及重大基本面的社会改革，一定会牵涉社会观念的转变、改革成本的问题，还有很多复杂的利益机制需要调整。这就需要有顶层设计，如果没有顶层设计，光靠热情做事，是会进入死胡同，陷入泥潭的。

    重庆对农民工转户的顶层设计有五个关键环节。第一，凡是转户的农民实行“5件衣服”一步到位，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小孩读书、就业、住房，跟城市居民完全一样的待遇。只有这样，农民工转户的这个户口本才会真正有意义。

    第二，转户进城的农民一定要有工作。我们不是简单去把一批没有工作的农民，拉到城里来落户，那会造成很多城市的闲人，出现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我们转的是农民工，这个农民工要有三五年在城市稳定工作的经历，也有一定的技能。重庆是个年轻的直辖市，正处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之中，发展了一大批新兴的企业，可吸纳大量的就业。现在重庆有1500万城镇居民，以后还会发展到2000多万，这需要一二十年的发展过程，伴随经济增长，就业人群每年需要增长四五十万人。因此，在农民转户进城的时候需要将就业保障考虑周到。

    第三，要考虑城市的承载能力。如果我们把转户进城的300多万人只集聚在主城区，这个城市的承载力就会有问题。重庆是一个城市群，除了主城要建成一个1000多万人口的国家中心城市之外，周边还有30来个中等城市，以及几百个中心镇，共同构成一个城市群。我们现在转户进城的300多万人，有60%分布在主城和区县的县城，还有40%分布在中心镇，形成一个合理分布，将城市承载的问题平衡好。农民转户进城后，城市配套要搞好基础设施、市政设施、公共服务等，这其中就包括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重庆启动建设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明确服务于农民工，服务于新生代大学生，服务于城市原住民中的住房困难户。其中50%公租房给农民工，15%给新生代大学毕业生，35%给城市原住民中的住房困难户。

    第四，解决好成本问题。大家一般会说，一个农民工进城总要有十几万元的成本，如果300多万人就要4000亿元，整个中国2亿多农民工都进城需要差不多30万亿元。听到这么一个天文数字，谁都会吓一跳，可能就会止步不前。我要说这是一个伪命题，全世界城市化进程都是农民进城过程，都有这个成本问题，人家怎么就没问题呢？其实，农民工年轻的时候就进城里工作，一直到年老，几十年所做的贡献和创造的价值，可能是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社会各方面为他们支付十几万、二十几万元的成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是一个合理的经济循环。

    重庆转300多万农村居民，大概要4000亿元，大约是一分为三，其中养老、医疗这些保障性的问题由企业承担，大概有1000多亿；社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费用当然由政府承担，这里有1000多亿，其实即使农民工进城还没转户，政府也已经在承担，因为这是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本就该做的公共服务；另外还有一块社会成本，包括农民工自己以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也要摊销一块，这也有1000多亿。大家要明白，这三个1000多亿构成的4000亿，并不是一年来支付，而是有个15—20年的过程。比如养老保险，缴纳的过程是15年以上，这是一个分摊过程。当这个成本分摊到15—20年，又分成三个方面承担的时候，是完全可以承受的，也是理所当然该支付的成本。所以，我们经过分析以后，按这个思路来推进，使得整个转户进程风平浪静。

    第五，保护好中国农民的既得利益，就是承包地、林地、宅基地这三块地的问题。让农民工转户进城，并不是要剥夺农民工的三块地。农民工落户是用他的青春、用他的有效劳动、用他的就业岗位换来的，农民工自愿在城里落户，要热情欢迎，不能有任何先决条件。《宪法》规定农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如果你户口迁移进城了，不是农村集体一员了，土地的所有权就丧失了。而这也是中国农民工长期不能移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根据全国人大通过的《物权法》，界定了一个概念，土地的所有权是财产权，土地的使用权也是财产权。我们将农民的三块地确权，不仅确定三块地的面积，而且确定农民对三块地有支配权，这个支配权不是去改变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而是要确立农民的使用权也是一种财产权，明确所有权和使用权占财产权的比例。我们明确宅基地使用权占85%，所有权占15%；承包地、林地的使用权占80%，所有权占20%。通过这样确权以后，农民即使到了城里，这地还是他的，他愿意给兄弟姐妹用，愿意自己继续使用，或者愿意租赁给别人用，都是他自己的权利，政府只要搭好交易平台，让农民自主处理就能把这件事解决好。影响中国农民致富最大的问题是农民没有财产权，去年中国农民人均5000多元收入，其中97%是劳动收入加政府转移支付补助的收入，财产性收入只占3%，农民没有融资的能力。专家学者现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往往认为是大银行弯不下身来解决小银行的问题，把它变成一个技术问题，其实，本质上是因为农民没有财产，没有质押物。当明确了农村三块地的使用权也是财产权，农民家庭可以用来进行质押，这时农村贷款也就会大规模发生，农业经济和农村面貌就会显著改善，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也会大大增加起来。

    比如重庆，没解决这个问题前，1000多万农民只有30多亿元的银行贷款，现在到了180亿元，估计明年会达到300多亿元，几年后可能会有1000多亿元的贷款规模。现在重庆农民一年的粮食收入是600多亿元，养猪养羊等畜牧业有300多亿元，总的1000多亿元。如果有1000亿元融资往里面注入，各种各样的农业生产和产业化都会发展起来，至少会产生1000亿元的产出，农民的收入就会翻番。

    正是有了上述五个方面的顶层设计，重庆以农民工为主体的300多万农村居民转户进城风平浪静，非常平稳，得到广大农民发自心底的支持。

    把解决好农民工问题，作为经济转型、走出危机的一个“撒手锏”，一个启动内需的重要动力源泉

    黄奇帆说，城市化的进程不是城市原有人群自我拔高、自我改善的过程，从本质上来讲，就是农民进城的过程，是农民转为城市居民的过程。如果一个城市现在有300万进城务工的农民，加上原有四五百万城市居民，整个城市有七八百万人口；等过了几十年不需要这些农民工了，遣散回家，这个城市又回到四五百万人口，那么，这样的城市化过程是不正常的，是违反国际惯例、违反市场原则、违反公平正义原则的。另外，城市化进程也不能设想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两个人群分离几十年，突然一天宣布将农民工全部转为城市居民。城市化进程不应该是这样一个跳跃，而应该是几十年、自然而然持续不断的转化过程。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把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户籍制度改革做好，是当今中国绕不过去的问题，重庆在这方面率先进行了探索和实践。

    当前，世界金融危机使整个市场需求不足。我国正在启动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更要把解决好农民工问题，作为我们促进经济转型、走出危机的一个“撒手锏”，一个启动内需的重要动力源泉。有时候大家说，中国城市化率才到50%，怎么刘易斯拐点好像就已经隐隐出现，出现了“招工难”的现象呢？很大原因就在于农民工的制度安排上出了问题。其实，中国要出现刘易斯拐点至少还有20年，因为中国农民工城市化进程至少还有20年。

    中国正处在人均GDP4000多美元向人均GDP1万美元的发展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农民工问题不解决，过去30年形成2亿多农民工，今后30年会再增加2亿多，四五亿农民工仍然像候鸟一样迁徙、流动，中国的市场机制就会不健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就会受到阻碍。在这个意义上，解决好农民工问题，将有助于推进我们的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进程，有助于突破世界金融危机对我们的束缚，有助于科学发展观的真正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