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是近一个世纪的事情。1900年，世界城市化率仅为15%，而据联合国2009年的测算，当今全球已有34.2亿即超过5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80%的GDP由城市创造。

　　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集中于三个问题　

　　经济学文献中，对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上。

　　问题一：为什么人口与经济活动会出现地理上的集中？人口集中度的变化趋势如何？

　　马歇尔以来的传统解释认为，人口与城市的聚集效应来自于技术外部性和交易成本的节约。然而，从人口空间分布的趋势看，人口与城市的集中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呈现出明显的动态演进特征。威廉姆森开拓性地研究了24个国家的城市人口空间集中度的演变过程，其间往往会经历一个从发散到收敛的变化，即在城市化的初始阶段，人口会在某些特定的中心区域加速集中，然而随着经济发展，后发的外围区域会出现追赶效应，人口的集中也开始向外围收敛，区域之间的人口分布会更加平衡，经济与收入差距也日益减小。

　　日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城市化初期，三大城市圈集中了全国45%的人口、55%的工业生产、72%的大学生，直到70年代，随着后发地区生产率的提高，人口也开始出现从三大城市圈向地方圈的逆向转移。总体上观察，这些国家和地区城市人口的空间分布集中度往往会呈现“倒U形”的分散—集中模式。

　　问题二：城市之间是否存在专业化分工，跨城区交易网络如何形成？

　　理论上，不同城市的生产和交易方式、大城市和小城市的不同角色取决于城市的专业化分工，而分工的专业化与多样化又取决于城市劳动力的构成和人力资本的积累。Henderson和Lee对美国、巴西、韩国和印度的经验研究表明，由于城市规模和教育水平的差异，不同城市的生产结构具有明显专业分工。在他们统计的317个城市制造业样本数据中，分别有40%、17%、42%的城市根本不存在计算机、电子元器件和航天制造业。更为重要的是，不同行业的空间集中度和城市专业分工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Kim对美国的研究表明，虽然从1860—1987年美国整体的城市集中度不断上升，但专业化分工程度却有显著下降，这意味着部分行业在美国不断消失。进一步的研究同时也表明，小城市比大城市的专业化分工程度更高，一般意义上讲，大城市在商业服务、小城市在制造业上的专业程度更高。既然不同城市存在明显的分工，那么一个跨城区的交易网络和城际交通网络就应该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问题三：公共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城市化，并最终影响着经济增长？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强调城市化的知识溢出效应，但仍需要解释政府、制度和公共政策如何影响城市化，并进一步影响经济效率与增长。首先，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不仅影响城市生活成本，而且也影响生产效率，它是信息和知识溢出效应得以实现的基础。其次，土地与产权制度、地方政府自治权、地方融资和债务规模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城市的规模和经济的增长。再次，涉及人口流动、通信和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公共政策会对城市系统、人口转移模式、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总体上，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人口密度、专业分工、知识溢出、技术进步、公共政策等一系列经济变量综合作用的复杂关系。在现实经验上，城市化既可以与高增长相联系，也可以与低增长甚至经济停滞相联系，城市化未必自然导致经济增长。基于此，国内外文献普遍认为，城市化路径和公共政策的选择对于经济增长才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