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群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有15年的底层务工经历。从第一份工作在砖瓦厂当工匠起，他做过砖瓦厂的小工、师傅、包工头，在建筑队当过小工、瓦工、钢筋工、厨师，在铁艺加工厂做过电焊工，在炼锌厂做过炼锌工，还在水泥厂扛过水泥包……可谓“全程”草根。

　　“乡村留守男女，农民工夫妻两地分居，他们的孤独和性压抑，他们像文化沙漠一样的业余生活，他们对平等和尊重的渴望……这不是哪个具体的张三或 李四的故事，而是千千万万农民工的真实烦恼。”王子群说，“其中，很多都是精神层面的东西，社会目光还没来得及聚焦这些，我只是把它们写了出来。”

　　“打工让家都不像家了”

　　“等回到家里，全喜才忽然感悟过来，红麦走了，红麦真的走了，不是搭了车跟红莲一起挣钱去的走了，而是把家带走了……全喜站在空荡荡的堂屋里，忍不住地哭，开始是默默流泪，接着抽泣起来，抽着抽着就抖起来，双肩颤颤地抖。”

　　这是王子群《临时夫妻》中描写的一幕，也是曾经真实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幕。

　　那年，他每月挣600元，儿子上学每月要700元，为挣钱，妻子只能远赴他乡打工。“一开始没觉得什么，第二天接到老婆报平安的电话时，眼泪止不住地流。觉得我怎么那么没用！”那年是2008年，5个月后，他也出去打工了。夫妻二人在两个不同的城市，天各一方。

　　守着家，过正常的夫妻生活，这在常人看来轻而易举的事，对一个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而言，非常“奢侈”。统计表明，我国目前共有约一亿五千万这样的农民工大军。

　　“现在农村开支越来越大，没钱根本无法支撑，只有出去打工，打工让家都不像家了。”在王子群眼里，夫妻两地分居，已成为对农民工最主要的“精神折磨”。

　　与他的感受相呼应的，是广州市总工会近日发布的一份《广州市农民工幸福感调研报告》。报告显示，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第一要素，不再是传统的经济因素，而是夫妻团聚等家庭因素。

　　“大多数情况下，是男人为生计单独出来，老婆只能长期留守。到了晚上，城里万家灯火，那些撇下妻儿进城的农民工，心里不苦？”王子群告诉记者， 由于收入低、路费贵，农民工中一年能跟家属见三次面，算多的。“即使家属来了，在又矮又潮的工棚、集体宿舍里，也不好意思有啥过分举动。宾馆？租房？太贵 了，没钱。”

　　即使夫妻在同一个城市打工，也很难过上正常日子。在王子群的小说中，农民工赖货与妻子红莲一起进城半年多，但不在同一个工厂，都住集体宿舍，没钱、没地方，亲热一次都“很难”。小说里，赖货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渴望人过的日子”。

　　“普通人一辈子就两件事：吃饭，睡觉。就这两件事，他们都很难得到满足，我写作的初衷就是想从这个角度反映农民工的不易。”

　　王子群亲眼看到，一些农民工因为长期不能夫妻团聚，要么下班后去录像厅过瘾，要么去嫖娼，“有的染了病，常见一点的是性病，艾滋病也偶尔有”；要么强奸、偷窃、抢劫；有些人还搭伙做起了“临时夫妻”。

　　“农民工中‘临时夫妻’现象都是隐形的，不易察觉。只能生活久了，慢慢发现。”他向记者介绍，“在沿海企业比较密集、外来人口集中的地区，这种 现象很常见。在外孤单，农民工男女们听到乡音，很容易找到归属感，组合到一起。还有一点，农村人结婚基本都是媒人介绍的，很难说情投意合，到了外面打工， 找到自己喜欢的类型的人，机会就多了。”

　　在王子群看来，“临时夫妻”现象不仅引发治安问题，也让家庭处于不稳定的情形中。“年纪大一些的农民工还好些，比如35岁以上的，问题在年轻农民工身上体现得比较突出。有些人因为长期‘临时’，竟闹得劳燕分飞。”

　　王子群身边就有两对活生生的例子。两对夫妻原本感情很好，其中一对的丈夫常年在外打工，难耐寂寞，就跑去寻花问柳，一来二去染上了性病，回家之 后又传给了老婆。“刚开始两人还想瞒着，偷偷去治病，后来不知怎的传了出去，做妻子的觉得没脸见人，喝农药自杀了。”他说，“另一对，妻子留守在家，农闲 没事就爱跟人打打牌，慢慢就跟牌友好上了。婆家看出了苗头，就把丈夫叫了回来，两个家族大闹了一场，夫妻俩也从此成了路人。”

　　有报道显示，一些企业已开始做出人性化尝试，比如给农民工夫妻设“夫妻房”。“但太少了。”王子群评价道，“措施也不够。我觉得政府和企业应该帮农民工铺上一张双人床。有时候，他们需要的只是一张床。”

　　王子群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他眼里，还有很多可做的东西。“大的说，国家可以鼓励企业迁往内地，给予优惠政策，这样内地的农民工不用跑远路， 就能在家门口赚钱了；小的说，希望能出钱给农民工夫妻团圆的机会。钱分三份，国家出一部分，企业出一部分，个人出一部分，怎么用由农民工自由把握，老婆来 或者老公回家，都行。”

　　农民工的业余生活几乎是文化沙漠

　　“农民工不是只会吃饭、睡觉，他们也有梦想，有对精神文化的渴望。”这是采访中，王子群一直强调的一点。

　　王子群始终记得，“没有业余文化生活”，是他打工期间除两地分居外，最感苦恼的东西。

　　“农民工下了工，其实没什么有意义的事可做，几乎就是打牌、喝酒、聊天、逛街。” 他摸索着记忆，逐一分析，“一般来说，45岁以上的喜欢聊天或者听收音机，30岁以上的喜欢打牌，30岁以下的喜欢逛街。”

　　聊天聊什么？“大家活得很枯燥，又很少知道国家、社会的情况，也没什么内容。一般是相互开开玩笑，偶尔说一些在别处打工的情形、家庭等，聊女人聊得也多。”

　　在王子群眼里，这样的业余文化生活“几乎就是文化沙漠”。

　　这个当时不喜欢喝酒、打牌，却喜欢看书、听音乐、还做着文学梦的农民工，在多年后读到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当看到主人公边打工、边看书的情形时，流了泪：“我在想，农民工为什么不可以有精神追求？谁给他们提供条件？”

　　王子群清楚地记得，当年一起干活的工友里，自己不是唯一一个“对城里的演出、电影、风景区感兴趣的人”。但是“这些地方都收费，有的还挺贵，就算你买票进去了，别人看你的眼光，总是怪怪的，走路时也都绕着你走。”

　　在王子群看来，这是在给他们与城市之间，划上一堵“无形的墙”。

　　“按现在这种娱乐方式，农民工们只有自成一体，他们的说话方式和内容都与一般人格格不入。”他在小说《临时夫妻》里，写到了这样一个细节：赖货和红莲难得到一个小饭馆吃饭，本打算好好吃一顿，“但因为语言沟通不便，他们的饭吃得很不开心，别人还会骂他们挑剔。”

　　更严重的是，他认为精神世界的极度贫瘠，可能“造成农民工没有什么信仰和寄托”。“亲情、友情……什么都不顾，久而久之，会干出一些傻事来：比 如，偷窃、欺骗、信仰畸形，觉得‘除了钱什么都不是’，道德沦丧，不守孝道等。”这个出身河南项城的农村打工者担心，照此下去，中国根植于乡土社会的传统 人伦，会被一点点侵蚀，“在我们村里，一些留守妇女因为太空虚了，甚至信奉邪教，造成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王子群告诉记者，他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希望雇农民工干活的企业，至少能给他们订一份报纸看，或者摆一台公共的电视。

　　“农民工下了工就喝酒、打牌，看似很开心，其实都是表象，他们心里很压抑。”对此，王子群深有感触，“如果城里一些公共的娱乐场所、活动场地，能让农民工优惠入场，就好了。”

　　“也许这样，农民工可以慢慢融入当地，提升地位，也慢慢改善人们对他们的看法。”他字斟句酌地说。

　　农民工最渴望受到尊重和平等对待

　　谈到他的创作，至今最让王子群满意的一个评价，是《传记文学》的副总编给的。说他的农民工小说语言平实、生动，“有赵树理和浩然的风度”，无论作者还是小说，“都具有文学史意义”。

　　如今，已在厦门一家动漫公司做编剧的王子群，并不排斥自己身上“农民工作家”的标签。“因为，我不认为农民工是‘低素质’、‘治安问题制造者’的代名词，他们勤恳、朴实、宽容，不会要求太多，受歧视很大程度上是社会造成的。”

　　王子群承认，农民工身上确实有不令人喜欢的地方。“比如，农民工工作环境脏、险、乱，使得他们没有很好的条件更换衣服、洗澡等，进出都脏兮兮 的。”他向记者举例，“还有，农民工的基本诉求得不到满足，他们求告无门时，往往只能采取极端措施，比如上演‘跳楼秀’讨薪，更让人们对他们缺乏好感，甚 至产生误解、厌恶。”

　　王子群认为，长此以往，会让农民工觉得低人一等和自卑，也会形成对抗心理。

　　“农民工现在越来越被关注了，报纸、新闻、电视晚会里，都有关于他们的节目。但是，受关注的大都是一些外在的东西，比如劳动条件、报酬什么的。其实，他们在精神上最渴望得到的，是尊重和平等对待。这种深层次的东西，社会关注得还不够。”

　　怎样才能让农民工得到尊重？王子群认为，首先应该满足他们的基本诉求。“农民工的要求不多，都是作为人最基本的东西。归纳起来无非是：改善他们 的生活，让他们保持和城里人一样的劳动时间，家庭收入能稳定，大病能得到及时救治，老人能有人照顾，孩子能在较好的学校读书。”他掰着指头，给记者一一数 来他眼中的农民工“身家大事”。

　　“现在，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媒体和专栏，但没有一个专门让农民工‘发声’的地方，希望以后有类似的平台，让大家对农民工有一个新的、全面的了解。”

　　“还有，我希望户籍制度能改进，使大家都平等，至少在名份上是平等的。”王子群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