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去中国传媒大学授课，乘车从南大门进入时，因车辆没有校方保卫部签发的车证，被值班门卫拒绝。经交涉无果后，何兵只好乘车来到西门，步行入校。随后，何兵在微博谈起此事，引起网友热议。对此，中国传媒大学党委副书记田维义也通过微博表示，在这件事上保安没有错，“感谢保安尽心尽职，也感谢保安队员们平日对同学们的热情相助！”（新京报12月4日）

    这是可以料想到的论战场面。每当论及大学校园的开放时，都会有两派完全不同的意见，一派呼吁校园开放，不要有围墙，其理由是大学是公共资源，理应向社会开放；另一派是加强校园管理，不但要有围墙，还要严格门卫管理，否则，大学人来人往，车来车往，何来大学的样子？不但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还可能给大学带来很严重的安全隐患。其实，包括要求校园开放者，在遇到校园变为停车场，或者发生校园车祸后，也可能站在严格管理的一边，纠结不已。

    对于大学校园的开放，我国大学一直没有搞清楚两个问题，其一，大学是否开放谁说了算？其二，大学应该有怎样的形态？

    中国传媒大学党委副书记田维义称，在这件事上保安没有错，确实如此，保安只是执行学校的决定。那么，学校的这一决定是谁做出的？按照当下大学的管理模式，学校的门卫制度是学校行政，也就是校长办公会决定的。这在学校领导看来，十分正常。可是，校园开放与否，开放到怎样的程度，应该是全体师生以及与大学相关的人士参与决策的事。在发达国家的大学，如果学校有校门，校园相对封闭，校园的开放，是要由大学理事会决策的，而这一机构代表了各方的意见，由此形成的决策，也就综合了各方意见，不至于引发大家对此的争议。而就是面对社会的质疑，大学也可以这是理事会的决策加以回应，诸如，校园太小，存在安全隐患，开放破坏教学环境等。

    而从国外大学的形态看，有校门的大学其实很少，更多的大学，根本就没有围墙，也找不到校门，学校就在社区里，公交车就停在教学楼、图书馆门口，这种高度的开放，并没有影响教学，也没有给大学带来治安问题，反而为大学节约了大笔管理成本。原因在于，大学的精神，不在于外在，而在于学校的内部管理机制；大学的管理，就是社会管理的一部分，校园的治安，也就是社区的治安，这用不着大学自己聘请门卫，而是纳入整个社会的治安管理范畴。

    我国大学能不能这样开放？很多人觉得不可行，担心这样一来，到大学里参观的人太多了，也担心大学成为免费停车场，还会出现很多治安问题，更令大学人心浮躁。这种担心，仔细分析起来，很可笑——如果大学把围墙打破，与社区、街道接通，校园教学楼、图书馆就成为街景，大学还会有现在这般“神秘”吗？那些图书馆、教学楼，不就如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博物馆就在街边吗？当大学围墙打破，纳入整个社区，其校园甬道，就是一条街道，其免费停车场也就自然不存在，乱停车辆在校园甬道，就是违反交通法规，而现在，这是交通法规管不到的角落；至于治安问题，难道整个社会的治安就不需要治理，要给学校特殊的治安管理待遇吗？把社会治安治理好，不也就治理好校园的治安？而大学的浮躁，与有无围墙毫无关系，现在有围墙的大学，不照样充满商业味以及急功近利，倒是那些没有围墙的国外一流大学，教授们走出实验室，就进入社区，却照样做自己感兴趣的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简单地说，开放的大学不是没有规则，其适用的就是社会规则，管理的就是社会公民；开放大学的精神，则来自大学的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

    当然，我国大学要走到这种没有围墙的全开放、全融入社区的状态，还需要很长时间，需要教育管理和社会管理的改革推进，而现阶段，处理好校园开放的矛盾，则只需调整大学的内部管理决策机制，打破什么都是行政领导说了算的封闭决策机制和学校管理方式，建立将师生与社会公众意见纳入决策程序的开放决策机制和管理方式。这是比打破“有形围墙”更重要的“无形的开放”，或者说是形成全面开放的核心环节——如果没有这种无形开放，纵使大学打破围墙开放，也不可能有大学的开放精神，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很多大学，就曾破墙，但那是破墙开店，而不是破墙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