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我在美国波士顿一家免费服务低收入家庭的幼教机构实习。一天，特殊教育专员Ann很不解地问我：“为什么中国家长们不愿意他们的孩子做 一次测试，看看是否需要接受一些免费的特殊教育服务。只是一个测试，为什么家长觉得这是个stigma（耻辱），一位妈妈还大哭起来。” 美国中产白人研 究者Ann很难明白，对于一个低收入、教育水平有限的中国移民家长来说，“特殊教育”是个多严重的词。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也促使我思考如何能够用更体 贴的（thoughtful）方式来开展对所谓弱势群体的研究和服务。

　　回国以后，我的课题是低收入农民工家长投入子女早期教育研究。在我国，农民工家庭通常被认为是“有养无教”、“对子女非打即骂”、“家庭教育基本是空白”，他们的行为造成或恶化了子女的消极发展结果。这种习惯性的认识是否有道理，如果是的话又该怎么应对？

　　为了倾听到最真实的声音，我搬进了北京郊 区的一个农民工聚居村落F村，逐渐地参与进农民工家庭及子女的日常生活。为了让自己的迁入行为显得自然，我申请在F村的一个免费儿童活动中心和一所打工子 弟幼儿园做志愿者，为农民工家庭和幼儿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服务。这种“活动中心老师”和“邻居”的身份，让家长们和我熟悉起来了。我一点点融入F村的生 活，这个社区中的儿童、家长、教育机构、社会纽带、邻里网络的全景图也徐徐展开。

　　通过这样的研究，我发现农民工并非人们所想的那样 “不会教育”。比如两天前，我看到了一次生动有趣的对“乌龟”的教育活动，一个只上过两年小学的妈妈，不经意地陪孩子玩乌龟，启发孩子怎么放置乌龟，探究 乌龟会吃什么。尽管这位妈妈挂在嘴边的是“我家孩子没教育、没教养”，但谁说这样的教育，不是一种启发式教育？

　　对农民工这样的群体，我们说得太多，做得太少，多倾听他们的声音，明白他们自身的优势劣势，才能进一步去谈如何帮助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