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5—10年的转型与增长，不仅对中国中长期发展具有历史性影响，而且对世界经济的再平衡与恢复增长也将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从经济增长的长周期看，未来10年，尽管国际市场有可能继续动荡与萎缩，中国经济仍将处于上升的通道。与欧美国家不同的是，由于人口规模、经济结构等因素，中国并不缺乏新的增长点。例如，城市化率和服务业比重至少还有10—20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这可以为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保持8％左右的增长提供重要支撑。

　　讨论中国中长期的增长前景，大都难以回避“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去年年底，我在墨西哥考察时深有感触：2010年墨西哥人均GDP接近10000美元，开始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与我们接触的墨西哥人大都反映，经济增长并未使多数人受益，贫困人口约占一半，陷入“发展的痛苦”之中。应当说，快速增长是好事，但把握不好，也有可能出现“成长陷阱”，即经济的快速增长不仅没有带来多数人福祉的增加，反而造成和积累大量的社会矛盾。

　　增长不等于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重在研究防止增长主义导致“成长陷阱”

　　不可否认，增长是经济社会进步的基础，是解决所有问题的重要条件。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不可能在没有增长的条件下奢谈其他。问题在于，增长不等于发展，增长不能代替一切，尤其是不能用阶段性的经济增长掩盖中长期发展的结构性、体制性问题。一句话，我们需要增长，但不要“增长主义”。

　　第一，增长只是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基础和条件，但并不会自动解决所有问题。当前，总量扩张思维成为许多官员的普遍理念，形成了值得严重关注的“增长主义”倾向：以追求经济总量为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主要途径；以土地批租和发展重化工业项目为主要特点；以行政干预和行政推动为主要手段。这种增长方式在推动短期内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带来了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重大隐患。

　　以贫富差距为例。从现实情况看，无论用什么方法、什么指标衡量，中国的贫富差距都比较突出，有可能形成高风险；而且，这些年贫富差距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呈现出有所扩大的趋势。

　　再以资源环境为例。是不是经济快速增长之后就能够解决环境问题？按照各省市出台的“十二五”发展规划估算，未来5年全国每年将消耗52亿—55亿吨标准煤，远超过中央政府规划的到2015年将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40亿吨左右的约束性目标。在全球进入低碳经济时代的特定背景下，以高能耗为支撑的快速增长态势究竟还能持续多久？

　　第二，“增长主义”更多依靠短期性政策工具来刺激增长，忽视中长期目标的实现。中国的“十五”规划提出，居民消费率要提高到50％，由于实践中把注意力主要放在经济增长速度上，居民消费率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持续下降，到2010年时仅为33．8％，降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十一五”规划的服务业增加值和服务业就业比重、研发经费占GDP比重等重要的结构性调整目标均未能如期实现。未来5年，如果经济转型不到位，消费率还有可能走低。这样，我们将面对更为严重的系统性风险，积累的过剩产能就有可能被迫以经济危机的形式强制性地清理，由此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

　　第三，“增长主义”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发展，增大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因素。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更需要防止由“增长主义”引发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一方面，经济增长进程中因利益关系失衡造成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因素有不断增大的趋势。这就需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有效地协调利益关系。另一方面，“增长主义”助推“一切向钱看”，使社会道德水准下降。这些年的“毒奶粉”、“地沟油”现象，前不久佛山发生的“小悦悦事件”等，触及了社会的道德底线，令人震惊。道德水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仅体现在经济增长的硬实力上，更体现在道德文化水准提升的软实力上。现实情况说明，要高度警惕“增长主义”引发的社会风险，需要积极发展文化软实力，以形成社会文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础。

　　当前“增长主义”的理念还相当普遍。简单地把发展等同于增长，“发展是硬道理”在实践中常常被扭曲为 “GDP是硬道理”。在我看来，判断未来5—10年的中国增长前景，重要的不是预测经济总量何时能超过美国，不是何时能进入 “高收入水平”国家行列，而是要考虑普遍存在的“增长主义”理念怎么扭转？由“增长主义”带来的结构扭曲怎么矫正？体制改革如何突破？

　　政府不能替代市场，任何其他工具都不能取代市场机制在增长体系里的基础地位

　　中国进入发展新阶段，为什么GDP增长主义的影响仍然比较突出？我认为，其土壤是经济生活领域的政府主导。在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仍然在一些重要的经济领域以政府主导替代市场主导，不可避免地会积累大量的经济社会矛盾。

　　第一，不能用政府替代市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最重要的经验是“解放市场”，通过市场基础性作用的发挥，创造出计划经济时代无法比拟的经济活力和经济效率。当前，经济生活领域存在的诸多矛盾与问题，大都与政府主导有直接关系。长期下去，会形成弱化市场的倾向，甚至有可能使某些计划经济因素复归，造成市场化改革停滞、甚至倒退。

　　第二，防止政府失灵与防止市场失灵同等重要。市场自身存在失灵，存在缺陷。弥补市场失灵是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但政府自身也存在失灵，不能以失灵的政府来替代失灵的市场，也不能将政府转型不到位形成的“政府主导”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有效干预划等号。中国转型经济中的有些市场失灵，就源于政府失灵。例如，资源要素价格人为压低、市场监管的不到位、政府公共利益代表者的身份扭曲等。这就是说，应当既要防范市场失灵，更要防范用失灵的政府来替代失灵的市场。

　　第三，坚持经济生活中的市场导向改革。国际金融危机发生这几年来，中国政府加大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力度，是适应了反危机的客观需求。问题在于，某些方面的政府干预有所扩大，并超出了合理程度。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是要在经济生活领域坚持市场主导的基础上发挥政府作用，而不是在政府主导的基础上发挥市场作用。在经济领域坚持市场主导，防止权力与市场结合，防止行政垄断，防止特权经济，有利于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坦率地说，这方面的认识并不统一，并由此带来市场化改革的某些疑虑。

　　中国的“十二五”经济转型具有历史性特点，不能把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固化为“中国模式”

　　近年来，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是，把中国30年经济增长的奇迹归因于 “政府主导”，把“政府主导”作为“中国模式”的要件，甚至等同于“中国模式”。这一判断值得商榷。事实上，正是市场化改革才形成了中国经济保持30年高速增长的体制基础。从现实来看，把政府主导等同于“中国模式”有可能误导改革，耽误改革。为什么？

　　第一，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在现阶段的缺陷比较突出。政府主导的增长模式尽管适应了生存型阶段快速扩大经济总量、实现经济起飞的客观需求。但这种模式过于追求做大总量，把发展简单地等同于总量扩张，由此造成包括贫富差距扩大、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社会风险增大等多方面的问题。当前，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总量扩张型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投资拉动、出口导向型增长难以为继；低成本扩张型增长难以为继。也就是说，我们不应当继续坚持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需要积极地改变它。

　　第二，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所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仍在加剧。政府主导型模式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重视解决眼前的紧迫性问题，忽视深层次的中长期问题；重视解决周期性矛盾，忽视结构性矛盾。由此，习惯于用短期工具处理长期问题，带来短期问题长期化，周期性问题结构化。事实上，现实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相当一部分短期问题都与中长期问题相联系，周期性矛盾往往源于结构性矛盾。为此，要跳出短期看长期，跳出总量看结构，跳出“中国模式”继续学习先进经验。

　　第三，转型与改革远未完成。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许多改革还远不到位。未来5—10年，中国的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的任务还十分艰巨。例如：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和垄断行业改革等，都处在改革破题的关键时期。在这个特定背景下不适当地强调和宣扬“中国模式”，忽视体制机制中的深层次矛盾问题，有可能使我们的判断出现严重失误。

　　更深刻的问题是，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形成的利益关系深刻复杂，而且已从经济领域向社会领域、政治领域蔓延，给改革带来巨大阻力。这些年包括财税体制、垄断行业改革等在内的重大改革久议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破，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复杂利益关系的掣肘。如果以协调利益关系为重点的改革长期不能取得突破，一些基本层面的体制机制长期未能建立与完善，就有可能加大落入“成长陷阱”的风险。为此，需要重点讨论的不是“中国模式”，而是如何加快推进未来5—10年的转型与改革。

　　未来10年中国继续获得成功，需要防范“成长陷阱”，推进以公平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二次转型与改革：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使多数人能够公平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使市场保持充分的活力和效率；使资源环境可持续；使政府能够以公共服务为中心。这就需要在 “消费主导、民富优先、绿色增长、市场导向、政府转型”等方面取得明显突破，为中国未来10年、20年的公平与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中国的二次转型与改革，与一次转型与改革相比，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更具有历史挑战性。

　　在“十二五”规划中，中央政府已经明确提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发展思路。这是中国应对中长期挑战、应对“成长陷阱”的战略选择。中国作为13亿人口的大国，走公平与可持续发展之路，是对人类发展的重大贡献。

　　（迟福林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