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国家土地副总督察甘藏春11月22日表示，土地政策、土地立法重点要转向减少耕地过多过快流失，转向维护农民土地合法权益。如何维护农民土地合法权益，甘藏春给出的药方是“总体上要把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长远安置区别开来。被征地农民安置，应在征地成本中加大”。

　　甘藏春的药方实际上就是一句话：保证征地费用中的养老、吸劳成本。我在上海基层政府从事过征地工作并担任过村支部书记，深知这个药方十分具有针对性。相对于给农民的征地补偿费来说，养老、吸劳费是农民利益更重要的和必需的保障。农民失去了土地，也就等于失去了基本的工作和收入，年龄达到一定阶段的必须给予养老，未达到养老年龄的必须作为理应就业的劳动力人口给予吸收费用，养老费的实质相当于退休金，吸劳费的实质相当于失业金，它们是征地费用中理应包括的成本项目。虽然养老、吸劳费是被征地农民得以生存的最起码保证，但在不能保证土地出让农民收益的社会背景下，养老、吸劳费相对于所谓的“补偿”来说，金额要大得多，因此，在中国，除了少数发达地区外，大多数的征地是把这一成本给抹掉了，即使在上海那样的地方，至少在上世纪90年代前期，也存在着大量不包括这一成本的征地行为。所有这些不顾农民死活的征地行为，都是用所谓的“补偿”混淆视听，把被征地农民驱赶为流浪人口。

　　由此可见，甘藏春的药方是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但也必须看到，这药方并非保护农民征地利益的根本之道，甚至可能成为愚弄和剥夺农民的新办法。因为，这个药方仅仅可能成为提高征地费的幌子，使得基层政府和农村基层组织增加一块新收益的空间，占取农民的养老、吸劳费。

　　在现有制度背景下，保护农民征地利益的根本之道，还是在于落实宪法，摈弃所有违宪的法规和观念。关键在于落实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根据宪法第10条规定，落实农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度，界定清楚土地的国家所有制度和农民集体所有制度的界限，不能用国家所有制度涵盖和剥夺集体所有制度。第二个原则是对第一个原则的落实，也即按照宪法第17、111条落实和承认农民集体的自治地位。农民集体的自治组织是拥有土地的独立法人，与政府是平等的法律关系，在土地转让过程中是平等的交易一方，政府只能够按照法规规定交易的行政程序和使用范围，并在交易之后收取税收，而不能支配乃至取代农民集体的地位和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