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经济”命题的存在其实并不吊诡。会议是一种群体活动，更是一种社会性消费，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不难理解。不仅我国，国外的情况也大抵如是。但与国外不同的是，我国“会议经济”的形式类别更加繁杂，虽创造的产值庞大却质量不高。

　　根据国际会议和大型会议协会的统计报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只有两种主要会议，即社团会议和公司会议，其比例为8∶2。由于我国存在大量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会议市场增至四大类。每年举办会议几千万个，如此高密度的会议数量足以意味着，高达万亿元的“会议经济”产值很大程度上源于公共财政的转移支付，是公款消费过多过滥且缺乏有效监督现实的另类注解。

　　更值得一提的是，从参会人数看，人数低于100人的会议占全国会议总量的47.1%，500人以上会议仅占10.1%。而国际上人数500人以上的会议占会议总量的28.3%。会议规模之所以与世界平均水平差距很大，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会议经济”是一种小团体内部少数人主导推动的“精英经济”，而非“大众经济”——不管是政府会议还是公司会议，能参加会议的人员肯定是掌握权力或掌握资本管理权的精英人士，普通人只能站在一旁“打酱油”。

　　在现实的语境中，“开会”往往与身份和级别挂钩，参加会议不是什么苦差事，而是另类的享受和“特殊的福利待遇”。譬如很多企业的年会，说白了就是企业中层以上管理人员的休闲聚会及利益分配的固定渠道。各种纪念品的采购发放、餐饮住宿旅游一条龙服务，累加在一起自然就形成了对地方区域经济的强大推动力。

　　会议本是一种推进工作的形式，但构成万亿元“会议经济”产值的要素却不在会议这种形式本身(无论其豪华或是简朴)，而在于行政权力资源和各种精英话语权的滥用。换言之，如果说“举办会议”是权力的履行和资源调配的方式之一，那么“开会”便是将资源变现为少数人盛宴的载体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说，“会议经济”这种并不经济的“精英经济”，不仅大量浪费公帑和公共资源，还是基于精英特权的“二次分配”，有损市场正义亦侵害社会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