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元区经济乱象丛生、国际经济与金融形势风险叠加的当下，西方政经领袖们原本希望借助G20戛纳峰会向全球释放欧债危机的风险，未料新兴经济体国家根本不买账，以至于峰会落幕之后拯救欧元体系危机依然是昔日充满金融优越感的欧洲经典资本主义国家的心头重负。或许，这本身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笔者曾说过，从区内经济的基本面来看，只要欧洲愿意勒紧裤带，它依然拥有足够的综合经济力量来避免欧元体系的崩溃。是的，今日欧洲的确很危险，但远未黔驴技穷。因此，即便希腊最终走向债务违约，即便欧陆第三大经济体的意大利也守不住，由此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肯定会大大超过雷曼兄弟破产时的状况，但欧洲花了300多年建成的金融体系届时就会瞬时蒸发吗？不太可能！被欧美寄予厚望的俄罗斯和巴西等国也曾遭遇过金融危机，其对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的破坏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今日的希腊等国，但这些国家不也都是主要依靠自身力量慢慢恢复过来了吗？ 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狡猾。当然也得承认，拯救欧元遇到的最大麻烦是：动员能力日渐衰弱的欧洲政治领袖更多时候会被早已习惯了“金融化生存”和“高福利享受”的选民情绪所绑架，不敢祭出有效但会触及民众既有福利水平的紧缩经济政策。

    危机当头，全球的确需要有关负责任大国发挥“稳定器”的作用，更呼唤一场跨产业革命的到来，以引领世界经济走出低迷，但首先需要反思的是，早已被扭曲的美欧财富观念与经济发展路径。

    从经济哲学的角度来看，1825年以来的每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都可归结为资本家的贪婪与资本的掠夺本性。自从300余年前，威廉·配第提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以来，财富观念和财富模式一直为欧美所定义。在工业化初期，80%的财富来源于劳动和土地，劳动和自然物质共同构成使用价值的源泉；而劳动者的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资本的重要性在于为劳动创造条件。但是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当虚拟经济大行其道时，世界财富观念更演变成对金融资产的追逐。实体经济和货币、股票以及债券共同构成了财富的四大生态。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在财富增值中的作用被无限放大。尤其是最近十年来，在以美元为中心、其他西方货币为重要支撑的支付体系下，在金融创新的号角鼓舞下，传统工业由于边际利润率日益递减越来越成为市场的弃儿；即便是高科技产业，也由于其高投入、高风险而使得部分工业资本家逐渐失去了兴趣。极度繁荣的美欧金融业，在缔造了令人瞠目结舌的财富繁殖速度的同时，也把本应是经济发展最扎实根基的实体经济挤到了一边。虚拟经济的极度膨胀，严重扭曲了世界财富的增长路径，埋下了全球性经济与金融危机的种子。

    今天看来，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固然异常重要，但金融投资终归只是为劳动创造条件，本身并不创造真实价值。但在唯利是图的某些市场主体眼里，这却成为创造市场价值的最优和最快的方式。而被选票制度绑架的西方政客们，又不敢以收缩民众福利为代价来重塑经济增长方式。这是财富路径扭曲之后的政治决策机制扭曲。

    今日欧洲经济积重难返的现状，理应引起曾视其模式为标杆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反思。实体经济的深耕，无论何时都不应被排除在最优先的政策选项之外。特别是对实体经济基础本身就不很巩固的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如果将更多的经济资源投入到易受国际市场影响与国际资本控制的金融产业以及房地产之类根本没有战略价值的服务业中，不仅会欲速则不达，更有可能在重心不稳、经济免疫力不强的情况下，自吞金融苦果。

    在全球经济中心东移、相关治理机制变迁的过程中，中国若要博得与自身实力相应的话语权，进而成为全球经济与金融“稳定器”，亟须尽早清除在美欧业已扭曲的财富路径对中国经济发展观念的渗透，镜鉴美日经济发展教训；尽力摆脱对既有增长方式的路径依赖，尽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向依靠深层次技术革命与理性消费驱动的轨道切换。对此，“十二五”规划已给出了中国经济增长路径切换的清晰路线图，但如何让长期受制或依赖于传统增长模式路径的各级各地政府全面理解和切实贯彻这张路线图，仍是决策层亟须解决的问题。

    以笔者之见，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确立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此外，还需结合业已开启的新一轮全球产业革命，尤其考虑碳排放对经济发展的硬约束，将更多资源投入基础研究，致力于提高工业技术和创新与设计水平，切实提高投资质量和资本积累的有效性，力争将经济增长的重心转到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以给资本寻找新的投资渠道和创造新的需求。至于适应经济转型所需要的政绩考核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及房地产市场秩序清理和相关改革等等，无一不需要决策层拿出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前瞻性的措施，也同样离不开作为政策落实层面的各地政府全面升级发展思维，以全力消除地方政府和中央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非合作博弈。（作者章玉贵，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