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铁栅栏是氏各庄通往地铁的必经之路，它就像一道闸门，早晨，“蚁族”像水一样流出去，晚上，又回流过来。

最早发布“蚁族”报告的学者廉思，近日再次发布了针对大城市高学历底层青年的报告：30岁以上的“蚁族”比例在增加，毕业于“211”重点院校的“蚁族”比例也在大幅上升。很多大龄“蚁族”要比年轻“蚁族”更无奈，但也更理性、更现实。有人说，当代青年身上背负了太重的负担，一些年轻人甚至以此为理由不思进取。其实，哪一代青年不是负重前进、承担着家庭的责任和国家的希望？

“我现在真的没有什么雄心壮志了，能在北京买一套房子，就是我最大的梦想了。”宋时奎刚搬了家，从小牛坊搬到氏各庄附近。

小牛坊和氏各庄都是北京“蚁族”的居住聚集区。今年已经41岁的宋时奎仍然过着“蜗居”的生活。

“蚁族”，指的是毕业后无法找到工作或收入很低而聚居在城乡结合部的大学生。该群体具有三个典型特征：大学毕业，低收入，聚居。

最早发布“蚁族”报告的学者廉思，近日再次发布了针对大城市高学历底层青年的报告：30岁以上的“蚁族”比例在增加，毕业于“211”重点院校的“蚁族”比例也在大幅上升。

“出身于底层却又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改变自身命运愈加艰难。”这是廉思得出的结论，“他们上升的渠道越来越窄。”

“这里住的还不如家里”

按照2004年大学刚毕业时的人生规划，刘刚觉得自己5年内应该是一家公司的中层领导，哪怕不是个领导，收入至少也会在5000元以上，最起码，肯定要搬离唐家岭了。

唐家岭位于北京市区西北五环外的西北旺镇，属于典型的城乡结合部，被称为“蚁族”聚集地。

7年了，他唯一实现的就是：搬离了唐家岭。因为2010年6月，唐家岭被拆。

可是，他现在居住的氏各庄，比唐家岭距离北京市中心还要远一些。

庄内建筑以4到6层桶状楼房为主，道路狭窄，路旁是各种商铺、垃圾堆、广告牌和杂物，凌乱不堪。

以前一间房子的租金一个月二三百元就够了，现在得五百多。

只是房子的条件比唐家岭的稍微好些，地面是瓷砖的，并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

这里狭窄的小街每到晚上便热闹起来。

张晓松一手提着刚买的青菜，一手揽着腆着大肚子的媳妇往“家”走。

记者和他有一段对话：

“你今年多大了？”

“30了。”

“也在这儿租房子？”

“是啊。”

“多大面积？”

“十多平米吧。”

“媳妇怀孕几个月了？”

“7个月。”

“打算让孩子在这里出生吗？”

“不可能，打算回老家生。”

“你现在是什么职业？”

“什么挣钱干什么。”

……

宋时奎搬过三次家了，2008年初来北京时他住在小牛坊。一年之后，他搬到了六里屯，换了个稍大点的房子，十多个平米。就在前两天，他又搬家了，在氏各庄附近租了个两室一厅，月租1700元，他把在农村的妻儿都接过来了。

小牛坊、六里屯、氏各庄、小月河等都是“蚁族”聚集区。

宋时奎还记得，2009年，他还在六里屯住的时候，从农村来的妻子和儿子过来看他，儿子进京后一直兴高采烈地，可是下了地铁往住处走的时候，走着走着儿子不说话了。他知道，儿子在家一定幻想着爸爸住在高楼大厦里面，但是他住的地方嘈杂而脏乱。一进门，儿子说的一句话让他至今记忆犹新：“这里住的还不如家里。”

“那时候，可以用胸怀壮志来形容”

在多次电话预约和短信交流之后，张晓松终于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这次采访是在11月3日深夜11点半开始的，而且是在网上。

“我真是太忙了，实在是太累了。”甚至，在网上聊天的时候他也懒得多打字，大多用简短的几个字来回答记者的提问。

张晓松是河北人，2005年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身上只带了父母给的800元钱。

“那时候，可以用胸怀壮志来形容吧。”虽然，当时和朋友合租挤在一间几平米的小屋里，可是他喜欢用“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来安慰和激励自己。

他刚开始的工作是销售电脑，基本工资只有500元钱，卖出电脑后可以拿提成。

他当初为自己制定的目标是：攒够一定的资金，积累一定的经验，建立一定的人脉，然后自己开一个店铺。

在当了两年零七个月的电脑销售员之后，他积攒了6万元钱，然后和两个朋友每人拿出4万元，合伙在中关村租了一个店铺销售电子产品。

现在，张晓松自己干，主要是做U盘批发，他说不清楚自己到底实现了目标没有。“其它的也卖，说实话，我都说不清我到底卖什么，反正是什么挣钱卖什么。”

对于未来何去何从，张晓松说自己没时间去想这些事情。生活就像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他已经惯性地跟着旋转，停不下来，也许他根本不愿去想。

面对现实，宋时奎也坦言：“我读博士时的雄心壮志早已灰飞烟灭了。”

从严格意义上讲，宋时奎应该算不上“蚁族”，用“蜗居”来形容比较合适。他现在一家外企工作，工资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外企不给解决户口问题。

但宋时奎所面对的，和大多数“蚁族”并没有太大区别。

宋时奎是那种坚信“知识改变命运”的人。他是山东莒县人。1991年大学毕业之后回到县城教书。连续参加6次考试后，他终于在2000年考上了研究生，然后又继续读博士。他是村里的第一个博士。

2008年宋时奎博士毕业时已经38岁了，他本来还想出国深造，但是实在没有经济来源来支撑。为了供他上学，妻子在农村省吃俭用还借了不少钱。他和妻子1994年结婚，1995年儿子出生了。妻子在家一边照顾儿子一边供他读书，“她为我们这个家付出了很多。”

毕业之后，他只能和其他年轻人一样面对找工作的艰难，尽管他在2007年做的实验课题大豆基因转化成功。

他曾回学校所在地的一家农科所应聘，是导师推荐的，投了简历后一直没有音讯。

后来，也是在导师的帮助下，他到了一家外企工作。

“我妻子说，我这个学不该上。”宋时奎说，为了上学他已经和妻儿分居多年，“我甚至不知道儿子上几年级，他上五年级的时候我还买四年级的书邮寄给他。”

坚持还是回老家？

宋时奎平时不怎么喜欢回莒县老家，哪怕是回去，他也是看看老父亲，窝在家里不愿出门。“在乡邻眼里，我是博士，我在北京，好像非常了不起，其实呢？冷暖自知。”

宋时奎也不是没想过，在北京挣几年钱，然后回到家乡买栋房子，“但是已经回不去了，不是不愿回去，而是没脸回去。”

对社会阶层颇有研究的北京工业大学教授胡建国认为，“蚁族”现在只能算是中产阶层后备军。

这是他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划分的，而不是经济学，“按照经济收入划分在中国也是不合理的，你说一年收入多少才算得上中产阶层？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

他坦言，如果按照收入来划分的话，“蚁族”算得上底层了，和农民工一样，是城市里的弱势群体。

而且，胡建国认为，“蚁族”改变现状非常困难，“哪怕有的人上升，也是非常缓慢的。”他举了个例子，就像跑马拉松，最后一名跑到第一名的可能性非常小，在起跑线上已经输了一大截，“有很多人可能坚持不下来被甩出去”。

“根据我们的调研，很多大龄‘蚁族’表示，在北京干几年多挣些钱，回家也就有了资本。”廉思告诉记者，很多大龄“蚁族”要比年轻“蚁族”更无奈，但也更理性更现实。

刘刚的同事两个月前辞职了，和老婆一起回老家了。小两口在北京呆了7年，攒了十几万块钱，“现在县城开了个小店，听说他们打算在县城买套房子。钱挣得不多，可是压力小多了。”

刘刚已经开始矛盾了：到底是坚持在北京，还是回河北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