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不会长期化

    观察历史数据，我国产出缺口与通胀的正相关关系不甚明显。一方面对转型经济阶段潜在产出的估计可能存在一定偏差；另一方面我国物价结构性特征明显——主导通胀走势的食品类价格粘性较弱，非食品类价格亦由于市场化程度较弱而导致粘性较强，从而与菲利普斯曲线理论假设有一定冲突。一般可用经济增速作为产出缺口的代理变量，预计未来经济增速的小幅放缓将在一定程度上缓和通胀。

    但我国已进入经济开放快车道，输入性通胀不容忽视，具体表现在：第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我国物价的作用将长期存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对能源需求空间巨大；需求旺盛与资源稀缺导致国内市场能源供求不平衡，能源进口依存度提高——2010年原油进口依存度已增至54.2%，进一步削弱了国际能源价格上升输入通胀的抵御能力；我国能源商品价格受到管制，短期来看国际油价上涨的国内传导并不明显，但在油价持续攀升与国内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下，输入性通胀的长期风险犹存。第二，鉴于发达国家经济低迷表现，持续宽松的国际流动性将大量流入新兴市场国家，以资产价格形式推动实体经济通胀的风险加大。

    我国低廉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渐成历史，在“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的“十二五”目标下，“收入—价格螺旋形”通胀的压力增大。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第三产业的发展需求日益扩大，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服务性部门成本的推动作用较大，从而可能将消费品部门的通胀蔓延至全社会。

    随着1962-1973年的“婴儿潮”逐步进入退休年龄，我国人口红利期窗口即将结束，劳动力供给将出现一定程度约束。与日本在工业化阶段后期进入老龄化不同，我国在工业化中期即面临“未富先老”的威胁，从而对于日本以牺牲经济增长抑制通胀的措施应谨慎效仿。

    总体来看，短期内我国未来通胀将高于最近十年的1.9%年均值，但通胀长期化迹象尚不明显。

    我国CPI中食品类所占权重最高，且波动幅度较大、周期性明显，是判断CPI中短期走势的重要参考。其中仅猪肉一项所占权重即高达2.5%-2.8%，且价格波幅最大，对CPI贡献度较高。总体上，食品类CPI短期内仍可能缓慢攀高，但中长期内周期性走势仍将占主导地位，出现快速大幅上升、持续高位的可能性不大。

    由于食品类与非食品类CPI特征差异较大，可分别进行模拟并预测。我们通过情景分析初步推测，2011-2013年平均CPI水平在3.5%-5.5%之间。我们还以2003年1月-2011年8月为样本期，直接模拟同比CPI历史数据并预测。

    分析结果表明，下半年物价涨幅将略有回落，但预计至年底同比CPI将仍居4%左右，基于1-8月份CPI平均高达5.54%，我们预计全年CPI均值在5.2%-5.4%左右。初步判断，2012-2013年CPI均值将在2.8%-4%之间，通胀长期化风险尚不明显，未来两年通胀总体可控。但2012年底，CPI又有重新上涨的趋势。

    多管齐下控通胀

    如何控制通货膨胀，化解CPI上涨压力，仍需要政府多管齐下、综合治理，对此我们提出以下几点措施建议。

    第一，控制货币源头、发挥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作用。无论从国际还是我国自身经验来看，货币与通胀的关联从来就较为密切，控制好货币供给源头对缓解高通胀及通胀预期有着重要的作用。中长期实施稳健或偏紧的货币政策，在总量控制的同时，注意使用好利率和汇率等工具。

    第二，平衡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关系，加快产业升级转型。应努力转变发展思路，将高增长经济目标让位于稳增长控通胀，加快节能提效的产业转型，以技术替代能源，缓解能源资源成本持续上升的物价压力。

    第三，选择物价涨幅回落时期加快推进资源品价格改革，在理顺资源品价格形成机制同时减轻通货膨胀压力。物价将有所回落的2012上半年，就是进一步推进资源品价格改革的非常宝贵的时间窗口。有关部门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从现在起就着手研究相关方案，届时即可加大资源品价格改革的推进力度。

    第四，多管齐下以应对输入性通胀因素的不确定性。长期来看，需要通过原油等资源品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实体经济发展方式的升级创新以及金融市场体制的成熟完善等多项举措共同应对外部通胀压力。

    第五，引导企业提高生产效率以应对劳动力成本提高。对劳动力成本上升可能推高通胀的担忧不应该成为提高居民收入的障碍，尤其在从外向型经济增长方式转为内需的调控背景下，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思路应转向如何引导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比如节约能源消耗、提高管理层效率、优化生产流程、技术创新等。

    第六，改善生产供应机制以稳定农产品供求关系。相对于较为完善的粮食生产供应环节的诸多保障补贴措施，应加大力度调整猪肉生产机制，缓解供应的不均衡。如短期及时引导养殖农户对市场的理性认识、建立猪肉储备机制，长期则通过相应扶持政策推动家禽养殖的农场化、集团化生产等。

    第七，规范和控制杜绝中间流通环节的加价行为。中间流通环节的商品加价对最终消费市场价格的抬高有明显作用，包括各项行政费用、人工搬运成本、高速公路收费甚至停车费等。应规范商品供应的物流市场，灵活疏通生产与消费直接对接渠道，规范和控制流通环节的加价行为。

    第八，合理管理通胀预期。建议应通畅价格信息发布机制、坚定抗通胀决心、及时落实具体措施、严厉打击恶意炒作哄抬价格行为、合理适度引导市场通胀预期。（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连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