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道路上，从来不缺乏唱空的声音。近期，中国宏观经济形势较为复杂，有关中国经济“硬着陆”，“中国经济崩溃”等论调甚嚣尘上。一些国际机构刻意夸大中国物价上涨、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地方债务、银行呆坏账增加等问题，高盛、摩根士丹利、瑞士信贷、德意志银行等外资机构纷纷下调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越来越多的国际空头大师加入唱空阵营，并且公开宣称要做空中国。外资唱空中国，意欲何为？

　　一、“中国崩溃论”老生常谈，国际资本伺机牟利

　　国际投行“唱多”或“唱衰”一个国家经济，经常是出于金融投机的需要。2000年以前，中国经济规模较小，资本市场开放度不高，因而供它们炒作的空间还不大。随着中国加入WTO，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加快，国际投行有了以“唱空”、“唱多”谋取利益的机会，也有了谋利的动机。2002年，国际投行集体“唱空”中国银行业，一时间在国际舆论中掀起不小的波澜，搞得包括众多中国人在内，都以为四大国有银行“在技术上已经破产”。而事后证明，这一招是为外国金融机构持股中国银行业股份而增加谈判筹码——这些所谓的战略投资者，被事实证明是十足的战略投机者。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关于中国经济崩溃的论调便暗流涌动。2010年初，有关“中国经济站在悬崖边”的论调开始在一些西方媒体露头。2011年4月始，早已不算“新闻”的旧调重弹更甚，一些西方大腕级对冲基金经理及经济学家，集中向中国经济的“软肋”开火。华尔街著名对冲基金经理查诺斯声称，中国房地产业的情况“比迪拜糟糕1000倍，甚至更严重”。他甚至怀疑，超过8％的经济增长“是中国伪造的”。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格夫说，中国“因过度放贷引起的经济泡沫”破灭后，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可能跌至最低2%的水平，并引发一场在10年内都会造成影响的地区性经济衰退。国际资本大鳄索罗斯公开发表讲话称，中国经济存在泡沫，并有迹象显示正在走向失控。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穆迪发布报告称，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负担或比审计估算数字多3.5万亿元，穆迪据此将几十家在香港上市的国内公司的信贷展望转为负面，导致这些公司、尤其是银行的H股价格大幅下跌。这些机构如此唱空中国，无非是为了达到其国家战略目标和为自身谋利。

　　1、维护美欧在国际竞争中的金融核心地位

　　那些凭借强势话语权，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机构和个人，“唱多”或“唱空”都别有用心。它们的一个重要目的是配合美欧的国家竞争战略，帮助美欧维持在国际经济和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美欧的核心竞争优势——金融，改革不合理国际金融制度的呼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涨。而美欧作为世界经济的主导者和既得利益者，拖延改革、紧抓金融霸权不放松，是他们对新兴经济体进行“战略遏制”的最后一张王牌。审视某些大国一贯的操控伎俩，不难发现：每当它们陷入困境甚至危机时，总会利用某些优势地位给竞争对手制造危机，或把自身危机转嫁出去，以巩固其霸主地位。那些唱衰中国的说法能够有“影响力”，与西方主流媒体刻意放大、其他国家舆论盲目跟风密切相关——新兴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市场分析人士乃至管理层，对“权威观点”似乎总有迷信心理，思路容易直接或间接地被“俘获”，结果影响了对本国或他国经济形势的判断，并进而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

　　2、一边“唱空”、一边“做多”是国际资本大鳄谋利的惯用伎俩

　　华尔街有一些人专门选择做空与中国有关的股票和债券，这些人向媒体散布“中国经济崩溃论”，一方面是为了解释其投资策略，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制造相关舆论，使中国经济受到打压，以便从中牟利。有媒体曾披露，由于中国政府禁止外国投资者直接投资A股市场，查诺斯等人计划从外围入手，做空与中国信贷、房地产泡沫相关的资源型公司。一些国际投行和对冲基金一边“唱空”中国房地产市场，一边却加速进入房地产业。有人指出，A股近年来的暴涨暴跌，某种程度上是国际金融资本试图控制中国股市的精心操控，国际金融资本成了中国股灾的最大赢家。在索罗斯表达对中国经济唱空言论之前的4月份，就曾有消息称，索罗斯还带着百亿美元资产重返中国香港市场，并对境内的资本市场摩拳擦掌，意欲做空中国资本市场。多年来，国际投行公开唱空中国楼市，暗地里却大笔进行房地产投资，最终都获利不菲。

　　3、帮助美国度过经济难关的影子功能

　　尽管不能说国际评级机构的负面评级都是阴谋，但如果评级机构受到足够大的利益驱动，就会与做空的机构结成利益共同体，通过采用唱空中国经济、夸大地方债务的影响等方式，达到拿中国的钱来还西方国家债务的目的。包括索罗斯和高盛在内，几乎每个唱空中国论调者的背后，都存在影子问题。唱空中国背后的直接意图是“倒逼”前期流入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回流美国，间接目的是解决美国国债购买力不足的问题。

　　4、西方学者对中国存在偏见

　　除了利益驱动外，麦嘉华等人的言论，也源于一些西方人看待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时一贯持有的偏见。有学者指出，西方总是有人喜欢用放大镜观察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问题，一有风吹草动就大肆炒作，对自己的危机却总是视而不见。通过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可以发现，国际上的很多经济评论人士都过多地强调新兴经济体的问题，却忽视了对发达经济体自身问题的反省。

　　5、国内利益集团跟风谋利

　　历史经验表明，每次中央经济政策一紧就会触动一些人的既得利益，经济崩溃论、经济拐点论便相继推出，其目的是引导舆论倒逼紧缩政策退出。1993—1994年，我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央从治理金融秩序入手，进行“软着陆”的宏观调控。随之，各种唱衰中国经济的言论便会此起彼伏，有很多学者甚至预言中国经济即将崩溃。2002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开始进入新一轮的经济上升周期，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外汇占款增加、货币信贷扩张压力加大的状况，在2003年4月就及时调整货币政策操作，加强预调，启动中央银行票据收回流动性，并于9月份将存款准备金率从6%上调到7%，取得了良好效果。当年GDP增速从上年的9.1%提高到10%，CPI涨幅稳定在1.2%，应该说政策的效果是良好的，但此时又有人开始强调中国拐点论。2007年，我国经济出现过热苗头，货币政策及时由“稳健”转到“适度从紧”再到“从紧”。相关措施有效地控制了通货膨胀形势，CPI同比涨幅在2008年2月达到高点后开始下行，但此时各种中国崩溃论再一次出现。针对目前实施的稳健的货币政策，一些人又以经济可能“硬着陆”的观点来影响宏观经济政策，力图以短期的高速经济增长谋取一时的高利益。

　　二、中国经济面临考验，但总体风险可控

　　毋庸讳言，今天的中国经济的确面临重重考验。中国经济是否会由盛转衰，关键取决于需求。但中国经济需求依然强劲，其他问题都不足以阻止中国经济增长。如果具体到中国经济眼前的考验，确实存在经济放缓、劳动力成本上升、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房地产市场价格不稳定等问题。虽然这些问题困扰着中国经济，但并非不治之症。

　　1、中国投资增长较快，投资效率稳定

　　批评中国投资率过高，并据此判断中国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说法已经持续了十几年。高投资率是否将导致浪费并给经济发展带来风险，关键要看投资效率是否出现下降。普遍使用的测度指标是增量资本产出率，其衡量的是增加单位总产出所需要的资本增量情况。当增量资本产出率提高时，说明增加单位总产出所需要的资本增量变大，意味着投资效率下降。从经验上看，一个经济体的增量资本产出率指标超过其长期平均水平1个单位就属于偏高，预示着经济存在风险。以日本为例，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裂，陷入长期衰退。日本增量资本产出率的平均值从20世纪70年代的3，升高到20世纪80年代的5.3。与此同时，日本的平均利润率从1981—1985年的8%左右下降到1986－1990年的不到6%，也说明投资效率出现了明显下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投资率持续升高，从1980年代后期的不到30%上升到危机爆发前1995年和1996年的40%左右。与此同时，投资效率出现明显下降，增量资本产出率从2左右提高到接近4，投资效率的下降使得高投资难以为继，并产生大量问题金融资产，最终爆发了金融危机。总体来看，当前反映中国投资效率的指标没有出现持续明显下降。虽然2009年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指标曾出现明显上升，但2010年中国增量资本产出率已经降至3左右的正常水平。增量资本产出率没有出现持续上升的情况，说明投资效率并没有出现持续下降，而趋于稳定。

　　另一个常用的反映投资效率的指标是平均利润率。从微观角度来看，企业的投资是否有效率，就要看企业能否弥补投资成本并获得正常的利润。如果全社会的投资效率下降，反映为全社会平均利润率下降。近两三年来中国企业平均利润率还保持在适当水平。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企业平均利润率出现了明显下降。但2009年9.6%的平均利润率水平，仍然比1990－1991年和1998－2002年期间9%以下的利润率水平要高。2010年，由于企业效益指标出现明显改善，平均利润率回升。

　　此外，中小企业整体运行良好，并没有普遍陷入困境。今年1—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4869亿元，同比增长29.7%，其中私营企业实现利润3766亿元，同比增长47.4%，增长势头依然强劲；再者，民营企业的融资困难是老问题，并非自货币政策紧缩之后才出现。如果民营企业经营全面恶化，就不会出现电荒和用工荒，而应该出现电力过剩和失业潮。

　　2、工资上涨推动结构调整，人口红利依然存在

　　农民工工资上涨并不会削弱中国的竞争力。当前工资上涨是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发生的。因此，工资一上涨，就归结为竞争力下降并非科学的判断。有专家对制造业劳动报酬水平与产业竞争力变动趋势进行分析，发现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制造单位产品的劳动工资水平非常低。我们主要竞争对手的平均工资水平是我们的1.5倍。中国现在如果把制造业的劳动工资水准提高50%，并不影响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对行业动态计算的结果表明，提高劳动报酬，并没有导致企业利润总额和利润率的下降；相反，利润总额和利润率都在随着劳动报酬的增长而更快增长。通过国际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制造业的相对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不仅具有绝对优势，而且还在强化；我国竞争对手的工资上涨速度比我们更快。合理提高劳动报酬，不仅不会对企业制造业的利润率和企业的利润总额带来消极影响，反而会促进企业利润总额增长和利润率提高。

　　将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与十年前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进行对比，可以发现，我国15-59岁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并没有出现明显变动，都约为70.1%。考虑到我国总人口数量还在不断增长，所以适龄劳动人口绝对数量较十年前还有大幅增长。因此，断言我国已经面临“刘易斯拐点”还为时尚早。当前的用工荒，主要是结构性的，我国人口红利依然存在。

　　3、净出口下降影响有限，居民消费依然强劲

　　我国进出口总额虽然环比有所下降，这与近期美、欧、日经济增长预期都被普遍调低，新兴市场国家仍在集体实施紧缩政策有关。由于需求减少，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高位回落意味着进口价格指数的适当下滑。如果在出口同比增速回落的同时，进口同比增速也相应回落，则中国仍将有适度的贸易顺差而非逆差。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在外需贡献为负的情况下，依然取得了9.7%的增长。一季度贸易呈现逆差，一方面是因为欧美国家经济低迷，对于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还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从海外的进口额越来越大，并且超过了同期的出口额，进而导致贸易逆差。

　　从消费看，居民收入的增长与服务业的发展将推动最终消费增长。中国城镇化还存在巨大的空间，现在的有效城市化率较低，只有48%，考虑到2.6亿农民工并没有在城市安家落户，中国的真实城市化率不到40%。与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相比，我国的城市化率要低15%到20%，这意味着我国经济还有巨大的潜能。4—5亿人成为城市人口，人均年收入从1000美元上升至4000美元，将带来巨大的内需。加速城镇化、加速产业梯度转移以及新兴产业的发展，同时还有福利制度和其他社会改革，都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广阔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崛起，13亿居民收入提高之后消费能力的日渐增强等，都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

　　近期消费环比增速的偏低，在很大程度上与汽车销量同比增速大幅下滑有关。汽车销量的下滑则是由于购买汽车购置税减半的政策优惠在2010年底结束，从而使得很多潜在购买者将购买提前所致。但目前中国每千人机动车拥有量仍仅为60辆左右，远低于全球每千人拥有机动车220辆左右的水平。这意味着中国汽车市场未来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只不过汽车销量增速将由2009年53%、2010年33%的井喷期回落到20%的正常水平左右。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有着巨大的居住需求支撑，而这些需求是由收入和储蓄提高所支持的。中国房地产市场释放出的是强大的需求信号和购买力。一方面是城市人口本身存在大量改善性需求，另一方面是在城市化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人流向城市，于是在供不应求的局面下出现了房价上涨。从房地产投资来看，尽管商品房投资增速在2010年下半年显著下滑，但这种下滑将在很大程度上被保障性住房投资的上升所抵消。

　　中央政府出台的抑制房价政策已显现出效果，房价上涨的势头被初步遏制，部分地区出现下调的迹象，避免了房地产泡沫的进一步恶化。这使得中国的房地产不至于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为房地产健康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房地产市场面临的不是崩溃，而是逐步走向健康发展的轨道。房地产调控对于中国经济增速的影响自然不可避免，但是一方面可以通过保障房的建设来予以对冲，一方面它也促使中国经济培养更多新的增长点，可以早日摆脱对房地产的高度依赖。

　　4、物价水平整体可控

　　当前的通胀是过去两年货币超发的结果。2009年广义货币增长28%，GDP增长9.2%，两者相差19个百分点。2010年广义货币又增加了20%，而GDP增长了10.3%，仅为货币供应增长率的一半。多发的货币迟早要体现在价格上。央行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5月份我国新增人民币贷款5516亿元，低于之前市场预期的6000亿，同比少增1005亿元；5月末广义货币同比增长15.1%，增速连续两个月低于16%。由于本轮通胀仅为货币超发所引致，当央行下定决心收紧银根时，通胀就能得到很好的抑制。因此，物价总水平依旧在可控范围内，并将有序下降。

　　我国目前的经济放缓属于主动调整，而不是被动适应。中国从2010年6月份开始，果断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经济正在逐步地放缓，从去年的10.4%降到今年上半年的9.6%，预期趋于稳定，中国经济软着陆正在进行当中。另外，银行呆坏账水平没有恶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可控。银监会的统计数据显示，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由2010年第四季度的4336亿元下降为4333亿元，大型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下降为1.2%。一季度，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1.8%，资本利润率为22.4%，均稳定在较为良好状态。尽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目前积累了一定风险，但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债务总额10.7万亿，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7%。而且，我国政府目前的债务还没有超过偿债能力，即使未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坏账有所增加，也不至于引发系统性的金融危机。

　　三、深刻认识唱衰中国企图，政策上积极主动应对

　　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是目前最为严峻的问题，调整经济结构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如果我们不能抓住目前的宝贵时机进行结构转型，尽快将中国经济的增长从主要依靠投资与出口拉动转变为更多地依靠国内消费拉动，那么在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很可能面临制造业与基础设施领域的双重产能过剩，地方以及中央财政将面临新的负面冲击。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经济体，每个国家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矛盾，中国也不例外，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是一个可以被国际炒家做空的对象。有关“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种种言论，其实不过是又一次老调重弹。但我们必须深刻认识经济深层次矛盾，积极采取相应对策。

　　1、 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要充分认清目前的形势，不能因为“滞涨”的言论就改变现有的货币政策。相关部门应灵活使用货币政策工具，减少数量工具的应用频率，重视价格工具作用的发挥，切实提高政策的独立性和前瞻性。

　　2、 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增添新内容

　　要把财政政策从主要体现在公共投资方面，着力向微观主体转移，除了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外，可依靠税率进行结构调整。一方面，可考虑进行结构性减税。首先，可进一步降低个人所得税，特别是在消费需求出现紧缩的时候，这一政策的出台可有效刺激内需，扩大消费；其次，要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减税，要对现有政策进一步细化，让新能源汽车、节能减排、生物医药、新材料、下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能够得到更多的政策支持；第三，适当调整进出口环节的税率，减小技术产品和服务的赋税强度。另一方面，加大对高能耗、高污染行业，以及占用大量土地资源的行业的税收调节力度。财政补贴也是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途径。通过提高贫困线水平、加大对农村老年人的补贴、提高离退休人员的退休金水平，加大城市低收入家庭物价补贴等推动内需的扩大。

　　3、 强化地方债务的化解

　　解决地方债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推进体制改革，从根本上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央政府应以监督地方政府财政为主。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不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财政收入除了要首先保障老百姓的温饱问题，就是要将钱投入到像保障房建设这样的民生项目上来。而像资金流动大，能很快收回投资的商业项目，政府应该举力做好招投标，交给民间资本来做，未来只要将政府的职能厘清，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4、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以增加有效供给

　　国际经验表明，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离开制造业而生存，服务业的高度发达也离不开先进制造业作为依托。因此，只有在制造业中形成中高端竞争力，才有持久的竞争优势。我国应根据比较优势和不同产业的特性，重点在研发设计、规模经济、精密制造、供应链、品牌和营销渠道等方面下功夫，推动形成一批在全球范围具有持久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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