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频频发生的“血铅事件”到震惊全国的“镉米风波”，我国重金属污染警钟频频敲响。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湖南、辽宁、内蒙古等省区调研时了解到，我国重金属污染正由大气、水体向土壤污染转移，土壤重金属污染已进入一个“集中多发期”，对居民身体健康和农产品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土壤重金属污染加剧

　　近年来，血铅超标、尿镉超标等时有报道，重金属污染出现了工业向农业转移、城区向农村转移、地表向地下转移、上游向下游转移，从水土污染到食品链转移，由逐步积累的污染正在进入突发性、连锁性、区域性的爆发阶段。

　　葫芦岛市是辽宁省重金属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位于市区东南的葫芦岛锌厂则是全市重金属污染“重灾区”。离锌厂尚有数公里的地方，一股难闻的刺鼻气味扑面而来。
　　与锌厂毗邻的马仗房东街道办事处集贸社区主任霍春华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锌厂建于1937年，多年来锌厂重金属排放使周边空气、土壤均受到了严重污染。　
　　“最让人受不了的是锌厂排放的硫酸烟。”霍春华说，虽然与高峰相比现在锌厂排放的硫酸烟少多了，但一到排烟时，社区里弥漫着阵阵“蓝烟”还是让人喘不上气来。到了下雨天，社区里几乎看不清路。
　　更令人担心的是，重金属污染已开始由空气、水体污染向土壤污染转移。
　　辽宁省九三学社一份调研报告显示，辽宁土壤污染区主要分布在沈阳、锦州、葫芦岛城市等重工业城市和柴河铅矿等金属矿山周围，围绕重工业城市和金属矿山为中心，以排放污水的河流为纽带，形成成片的土壤污染区。其中，由工业生产、冶炼业形成的沈阳和锦州-葫芦岛污染区面积较大，均超过1000平方公里，以镉、汞、铅、锌等重金属元素污染为主，污染强度较大。
　　上述报告指出，近年来，由于沈阳市冶炼厂关闭和工业企业搬迁，污染压力有所减轻，而葫芦岛地区由于矿业和金属冶炼业发达，环境压力非常严峻。
　　与葫芦岛地区面临同样压力的，还有湖南的长、株、潭地区。
　　据国土资源部与湖南省合作进行的一项为期6年地球生态化学调查显示，从湘江株洲朱亭段至洞庭湖出口城陵矶，出现了一条长250公里、面积约2058平方公里的巨大土壤重金属元素异常带，区域内的稻谷、蔬菜，水体中的芦苇、蚌均出现了以镉为主的重金属元素超标。
　　湖南省国土资源规划院基础科研部主任张建新认为，从历史趋势来看，土壤重金属污染呈现出加剧的态势。
　　据透露，与上世纪80年代区域化探获取的资料相比，如今长株潭地区土壤重金属污染面积增加了7个百分点。而如果按照，中科院亚热带所的抽样调查数据，湖南土壤重金属污染面积已达71.5万公顷。

　　重金属污染潜在危害“升级”

　　近年来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加剧成因，既有自然环境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更有人为因素的推波助澜。

　　湖南省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童潜明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按照我国现行标准，“湖南粮仓”洞庭湖区稻米及蔬菜有相当数量已超标。
　　据2005年对洞庭湖区常德、临澧、益阳、南县、宁乡、汨罗等6个工作区采取的早、晚稻米分析，童潜明发现，晚稻米镉含量平均有0.23至0.26MG/KG，公开发表的数据晚稻镉含量超标达41.67%，蔬菜近乎全部超标。
　　辽宁省辽河流域农业地质调查数据也显示土壤重金属污染对农产品安全的影响不可忽视。
　　在检测的3984项重金属元素中，总计超标305项，超标率达到7.66%。大宗农作物中的镉铬等元素超标问题比较显著，尤其是沈抚灌区、柳壕灌区和新城子灌区等，由于常年利用城市污水灌溉农田，土地污染和粮食超标问题比较突出。
　　其中，蔬菜超标区域主要集中在沈阳、锦州等重工业城市周边，例如沈阳细河蔬菜基地土地和地下水严重污染，农业生态环境恶劣，蔬菜品质低下。
　　分析土地污染的原因，有毒有害的重金属元素主要是由于污水灌溉、大气沉降物和施肥等因素带入。三条途径对比，由肥料带入土壤的重金属是最少的，各地区差异性不大，大气干湿沉降和灌溉水因素带入的重金属量相差较大。尤其是工业城市和冶炼企业周边，由大气干湿沉降和灌溉水因素带入土壤中重金属量可以达到施肥带入量的几十至几百倍。
　　童潜明认为，根据现有调查数据，已表明我国部分地区土壤和种出来的农作物已有普遍的镉等重金属污染，只是尚未达到使人致病的程度。
　　不过，童潜明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对土壤重金属污染的防治，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如果稍有放松，若干年后土壤重金属污染积累进一步加剧，一旦重金属含量达到致病程度，情况就将不可收拾。

　　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之祸

　　环境专家认为，与资金、技术上面临的难题相比，防治土壤重金属污染的关键更在于遏制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冲动。“十二五”期间，我国仍将处于工业化、城镇化高速发展的时期，如不能彻底扭转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冲动，防止重金属污染转移加剧将面临十分严峻的形势。

　　我国重金属污染的主要来源是化工和矿山，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采矿业的粗放式发展方式，加上科学技术落后、环保投入不足与意识不够、资源盲目开发，滥挖滥采使得云南、广西、湖南、四川、贵州等重金属主产区的土地被日渐污染。
　　而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重金属污染则来自于工厂。国内三十几家环保组织联合发布的《2010IT品牌供应链重金属污染调研》称，IT企业重金属污染居首。一项由原国家环保总局进行的土壤调查结果显示，广东省珠江三角洲近40%的农田菜地土壤遭重金属污染，且其中10%属严重超标。
　　农业、养殖业也成了重金属污染源。童潜明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根据《湖南省洞庭湖区生态地球化学调查评估报告》中对宁乡、益阳等6个研究区的镉输入土壤的途径分析：来自灌溉水的镉输入约为每亩0.013克，而来自磷肥的为每亩0.11克，镉输入后者比前者超过近十倍。
　　在一些小规模的养殖场，人们常常在猪、鸡等农畜的饲料中添加含砷制剂，因为这种重金属可以杀死猪体内的寄生虫，促进牲畜生长。这些牲畜的粪便又是农民乐于购买的有机肥料。当含砷的肥料被堆积入田时，肥料内的重金属就会悄无声息地潜入地下，并随着耕种传递到农作物中。人们吃掉了这些重金属污染的饲料喂养的猪，又吃掉了被重金属污染的土壤中种植出来的蔬菜和粮食，有些人甚至还喝着被重金属污染的地下水，人体就这样被二度污染，甚至三度污染。
　　此外，一些地方政府错误的“发展观”与“政绩观”依然阻碍着重金属污染防治。
　　湖南省环保厅2010年6月公开通报显示，自2009年9月起，湖南省和衡阳市两级环保部门对耒阳市先后下发八次整改令，要求耒阳市对所属遥田镇多家存在严重重金属污染隐患的企业实施淘汰关闭，但八次整改均没有得到有效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