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光荣的传统。山西人民勤劳、智慧、淳朴、特别能吃苦、特别能进取、特别能奉献。山西人民在血与火的战争洗礼中，锻造了太行精神；在建设年代，成长了大寨精神；在改革开放年代，培育了右玉精神。我们有百倍的信心和勇气，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中，实现山西的转型跨越，走出资源型地区科学发展的新路子。

　　2010年5月底，我到山西履新。对我而言，山西并不陌生。在北京工作时我曾多次到山西调研，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曾在山西祁县下乡蹲点两个多月。在陕西工作时，对近邻的发展十分关注。但真正了解和认知山西还是深入三晋大地、融入山西工作之后。

　　调查研究是发现问题、形成思路的过程，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赴任后，我先是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匆匆到11个市的不少县区、企业、农村、社区进行了一轮密集调研。接着，结合制定“十二五”规划，部署了十九个重大课题的调研，我自己领题山西城镇化发展的课题。之后，又组织了对各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观摩点评活动。随着调研的深入，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山西发展的成果十分明显，但发展遇到了种种困扰，发展模式亟待转变，发展思路亟待完善。

　　历史的纠结：

　　资源型经济的基因变异

　　山西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是全国重要的能源基地，为共和国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能源支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深入这里的企业和矿山，我深切感受到资源型经济无处不在的深刻影响，产业支柱、财政支撑、城镇体系、贸易结构乃至文化生态，无一例外地浸淫着资源型经济的基因，充盈着资源型经济的色彩。因煤而兴、因煤而困的发展循环，兴衰成败系于煤炭的历史梦魇，不得不让我正视和思虑。

　　纠结之一：“冰火两重天”的命运轮回。赴任之初，山西经济刚刚经历了一次“过山车式”的震荡和起伏。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煤炭、焦炭、钢铁等主要工业品价格大幅下跌，全省有8个市出现经济负增长，有76个县一般预算收入负增长，1/3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8000多家中小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2009年上半年，全省GDP增速-4.4%，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我从一份研究报告上了解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山西经济也曾遭受过严重冲击，财政总收入增速连续两年降到5%以内。“人人二百三，共同渡难关”曾是当时许多煤矿企业的真实状态。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煤炭市场的动荡起伏，山西经济三起三落，经济波动之剧烈、“盛”“衰”转换之迅疾，经济运行之脆弱，使人诧异，催人警醒。如何走出“冰火两重天”的命运轮回，实现经济平稳增长是亟待破解的难题。

　　纠结之二：“资源诅咒”的中国样本。一辆接一辆装满煤炭的重型卡车列成长龙，是我调研途中时常看到的“景观”。新中国成立60年来，山西累计生产原煤120亿吨，外调煤炭达90亿吨。上世纪80年代中前期，能源重化工基地战略初定之时，山西经济尚处于全国中游，人均GDP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不足两个百分点。伴随着煤炭开采规模的逐步扩大和在国内占比的不断提升，资源型经济愈加成型，区域经济地位却一路下滑。到上世纪末，GDP排位跌落到20名开外，人均GDP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3/4以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两年名列全国倒数第一。经过新世纪头十年的峰谷轮回，GDP排位再次跌落到20名之后，人均GDP与全国均值的差距再次扩大到10个百分点以上。一个基层干部戏言，山西是“煤越产越多，经济排位越来越低”。

　　发展经济学家发现，资源丰裕国家（地区）的长期经济增长明显低于资源稀缺国家（地区），并把这种现象称为“资源诅咒”。而山西可被称作“资源诅咒”的中国样本。说得透彻一点，就是资源开发锁闭了发展功能，制约了发展空间，甚或拖累了经济发展。引以为豪的资源优势，成了山西的困惑和苦涩。

　　纠结之三：煤炭依赖的文化特质。如果一个地方的经济活动被资源所主宰，一定是可怕的。如果一个地方的发展文化被资源所主导，则更加可怕。遗憾的是，前些年资源开采门槛过低、资源红利唾手可得，使一些干部眼目中只有煤炭，开口闭口都是煤炭，离开了煤炭好像就失去了活路。这就使三晋文化的特质发生了重大变异，形成了（确切地讲是异化为）以煤炭为依赖的“发展生态”和“资源文化”。这就是为什么坐拥丰富资源的山西，经济发展反而滞后的根本原因之一。

　　经济学家诺思指出：提供路径依赖的钥匙是文化。文化乃软实力的集中体现。在全球化浪潮中，产品可以复制，技术可以引进，文化却无法拷贝。根本改变“煤文化”特质，营造创新的文化氛围和价值取向，应当是谋划发展的战略基点。
　现实的困扰：

　　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山西、陕西、内蒙古三个相邻的资源型省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无论是煤炭产量还是经济总量，陕西和内蒙古都远不及山西。2009年，山西的GDP总量被陕西超过；2010年，山西的原煤产量落在内蒙古之后。发展的落伍一次次拷问着山西，现实的矛盾不停顿地困扰着山西。

　　产业结构单一的困扰。畸重化、初级化和刚性化是山西产业结构最为突出的问题。我用这样三个数据来说明：重工业产值占到工业总产值的95%以上，煤炭、焦化、冶金、电力四大传统产业增加值占到工业增加值的85%以上，煤炭又占到工业经济的40%以上。资源型产业始终是工业利润和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且呈现出攀升的趋向。可以说，能源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和一段时间以来能源价格趋高，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资源依赖的发展路径，加剧了产业结构的刚性，走进了“市场好时顾不上调产，市场差时顾不了调产”的发展怪圈。

　　省发改委的同志向我介绍，山西大张旗鼓的产业结构调整工作起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并在新世纪之初形成大的声势。但由于资源型产业对生产要素的特殊引力，制造业和接续替代产业的发展空间受到较大制约，产业结构的痼疾并未得到大的改善，甚至还有所加剧，出现了经济学上典型的“挤出效应”。这种“反工业化现象”需要深入剖析和探究。

　　生态环境脆弱的困扰。长期以来，粗放的发展方式带来了地表塌陷、水土流失、大气污染等严重的环境问题，一顶沉重的“黑帽子”一直压得山西喘不上气来。一个工人指着像山包一样的渣山对我说：“山西是挖了一个坑，流了一沟水，冒了一股烟，留下一堆灰。”我还了解到，山西每挖1吨煤损耗2.48吨水资源，煤矿采空区面积超过5000平方公里，地表堆积的采煤矸石达10多亿吨。单位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有的高出两倍之多。不少山体缺少绿色，多数河流看不到清水。有人曾经以“山河破碎、触目惊心”来描述山西的生态状况。

　　技术创新滞后的困扰。在与企业管理人员座谈时我了解到，人才短缺和创新不足始终是他们最大的苦恼。山西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一直偏低且持续走低。2007年与全国的差距为8个百分点，2008年扩大到14个百分点，2009年更扩大到30个百分点以上。多年来，山西研发投入强度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9年全省R&D投入强度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6个百分点，到2010年这一差距扩大到0.75个百分点。从企业层面看，工业企业的研发投入严重不足，2009年大中型企业R&D经费投入强度比全国低2.2个百分点。科技创新一直是山西经济发展的“短板”，产业转型缺乏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民生欠账沉重的困扰。在与群众面对面交谈中，我更加深切地了解到矿区矿城、山区老区真实的民生状况。近两年，全省实施“五个全覆盖”，社会民生明显改善。但作为一个欠发达省份和老工业基地，民生的历史欠账问题仍然十分突出。2009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在中部六省的最后一位，119个县区中还有57个贫困县，3470万总人口中还有276万贫困人口，全省1/5的行政村人均纯收入低于2500元。医疗、教育、养老、就业等领域，民生改善的任务还十分繁重。

　　在调研中还深切感受到，安全生产始终是山西头顶上的达摩克里斯悬剑，资源型城镇的功能偏向造成了与区域经济的结构性悖离。如果沿袭传统发展模式，山西的资源难以支撑，环境难以承受，社会难以和谐，科学发展的蓝图不可能变成现实。

　闪动的亮点：

　　转型跨越新的支撑

　　到基层一线实地调研时发现，在历届省委的领导下，各地在科学发展道路上进行了艰辛的探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这些闪动在基层、在企业、在农村的“亮点”，给我带来阵阵惊喜，尽管有的还是春池荷叶才露尖尖角，有的如同黎明前放出的一点亮光，但是展示的是一种生机，一种希望，一种大有可为的前景。

　　“资源为王”可以换来更多的话语权和主动权。在陕西时我曾跟踪过鄂尔多斯汽车工业园项目。无论从区位条件，还是工业基础及配套能力来说，鄂尔多斯都不是汽车制造商的最佳选择。但他们以优势资源为撬杠，短短几年就打造了一个涵盖全产业链的汽车装备产业基地。近年来，我省也不乏类似的探索，晋中市与吉利集团十万辆新能源汽车和发动机项目签约，兴安化工4A沸石及氢氧化铝项目落户孝义市等等。由此表明，山西在一定意义上找到了“以煤炭招项目、以煤炭换资本、以煤炭引技术、以煤炭聚人才”的资源优势延伸的新路子。

　　资源性产业不应是一个短链条的线性产业链。现代科技改写了煤炭利用的路径，改变了只有燃烧到灰烬的简单过程。平朔煤炭集团开发的粉煤灰提取二氧化硅和氧化铝技术获得突破，为粉煤灰大规模综合利用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宏特煤化工公司从煤焦油中提取出5个系列40余种煤化工产品，在加工转化过程中产品效益大幅增值。同煤塔山煤炭循环经济园区，按照“首尾相接、闭路循环、互为利用”的原则，形成了粉煤灰、废渣、煤矸石综合利用的产业链条。在一些区域和先行领域，循环经济已从一种理念演进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资源性产业“丛林”中同样能长出非资源产业的“参天大树”。由“海归”团队创立的罗克佳华公司运用物联网技术，开发了集安全、生产、节能、环保为一体的智能矿山系统、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和号称“罗克佳华魔方”的数据处理系统，已在山西得到广泛运用，有向全国扩张之势。潞安集团高纯度煤基合成油项目、吕梁乐百利特LED项目、忻州蓝天环保锅炉项目、临汾方略保税物流中心项目等，也在产业转型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滴水见太阳”，一个企业的成长往往预示着一个新的发展支撑，一个项目的成功往往带来一个新产业的诞生。

　　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可以转为产业优势。坐拥“地下博物馆”的陕西早已是名副其实的国际旅游目的地。享有“中华文明主题公园”和“历史建筑艺术博物馆”盛誉的山西，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雄居全国第一，文化底蕴深厚，旅游资源丰富。近年来，大量煤焦资本开始投向旅游产业，一批代表山西文化符号的景点脱颖而出，继平遥古城、乔家大院之后，4A级王莽岭景区成为景观甲太行的生态旅游地，5A级皇城相府景区成为清朝深宅大院的历史标本和影视基地……从以煤补旅到煤旅结合，最具优势的两大资源实现了共生共荣，预示着山西可以同时作好地下地上资源两篇大文章。

　　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可以减少到最小。近年来，全省上下加大了治污、种绿、治水力度。曾经闻名全国的重污染城市全部退出了“黑名单”。汾河太原段和临汾段的治理，重现了汾河流水哗啦啦的美景。中煤平朔煤业公司探索出采矿、排土、复垦、种植一条龙作业模式，把昔日的荒山变成了上万公顷绿色森林景观和生态农业区。一些资源型城市探索“以煤补绿”的生态补偿机制，左云县开发地下“黑色宝库”建设地上“绿色银行”，柳林县“一矿一企治理一山一水”等，昔日的荒山秃岭和矿山迹地正在被绿色覆盖。

　　来山西后，我还欣喜地看到，国家综改试验区锵然落地，为转型提供了“先行先试”的机遇；煤炭资源整合圆满收官，煤炭工业素质进一步提升。这些闪动的亮点，正在打破“资源诅咒”，为山西转变发展方式、加快赶超跨越，带来了新的希望。

发展的出路：

　　加快转型是不二选择

　　面对山西发展进程中沉重的历史包袱和现实压力，作为一名地方主要领导者，应该在困扰中找到出路，在细微中寻找机遇，把大家的智慧变为正确的决策，把群众的创造推广为全省的普遍作为。我的认识和结论是，加快转型是山西步入科学发展之路的不二选择。

　　转型是山西发展的根本出路。矿产资源不可再生的特性决定了资源型经济由兴盛到衰竭的客观规律。“巴库悲剧”就是一个实际例证。德国鲁尔、法国洛林、日本北九州等成功转型的经验，也为我们走出资源优势陷阱提供了借鉴和启示。对山西而言，过度依赖资源的老路子不能再走了，转型发展是革故鼎新之举。早转越主动，不转总被动。只有打破路径依赖和功能锁定，实行转型发展，才能赢得发展空间。

　　转型要立足煤炭优势，实行以煤为基、以煤兴产、以煤兴业、多元发展，实现采掘文明向制造文明转变，煤电基地向综合性能源基地和现代产业基地转变，粗放高耗增长向集约绿色转变，资源大省向经济文化强省转变，资源依赖向创新驱动转变。

　　通过深刻认知省情特征，科学把握产业潜力和发展大势，省委提出了山西发展的新定位：以建设国家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为基础，努力建设全国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中西部现代物流中心和生产性服务业大省，建设中部地区经济强省和文化强省。

　　“以煤为基、多元发展”是战略要点。成之于煤而不困之于煤，要在依托、借力、升华煤炭产业优势上做足文章，使煤炭成为工业化资本的主要来源和工业化发展的主要动力，真正实现“以煤为基，多元发展”。

　　“以煤为基”的要义是，依托煤炭资源的稀缺性，谋求区域发展的战略优势和价值链的拓展，实现资源优势的升级蜕变。具体讲，要以煤炭资源整合和煤矿现代化改造为手段，提升煤炭产业的集约化、现代化、安全化开发水平，夯实煤炭产业的发展之“基”。以大型煤炭基地和煤炭集团为主体，打造跨产业和跨区域的战略合作联盟。以优势煤炭资源配置为撬杠，强化对外部要素和项目引进的引导。以煤炭及煤焦副产品为对象，实现煤炭精深加工和清洁高效利用。以煤系伴生资源综合利用为重点，建立资源开发利用的新模式。以煤炭产业技术、管理、品牌优势为依托，打造新的产业业态。

　　“多元发展”的要求是，在做好做足煤炭文章的同时，大力发展非煤产业。加快提升焦炭、冶金、电力、建材等传统产业，加快壮大现代煤化工、装备制造、新型材料、文化旅游、物流会展、特色食品等优势产业，加快发展节能环保、生物医药、信息网络、研发设计、新能源等新兴产业，促进产业结构多元化、合理化、高级化，形成富有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循环经济是基本路径。从对各地转型亮点的考察中，我逐渐得出一个结论：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潜力在循环、希望在循环、发展在循环。要坚持“全循环、多联产、抓高端”，把发展循环经济贯穿于转型发展的全过程，着力推进循环型工业、循环型服务业和循环型农业。

　　抓好粉煤灰、煤矸石、劣质煤、煤层气、煤系高岭土及焦炉煤气的综合利用，力争在煤基合成油、焦炉煤气制甲醇制烯烃、煤焦油精深加工发展精细化工、煤矸石发电、粉煤灰提取氧化铝和白炭黑等方面有大的突破，促进企业、园区、产业和社区的循环发展，使循环经济成为我省的基本产业模式和主导经济形态。

　　“四化发展”是根本举措。要避免发展的片面、失衡和短视，“顶层设计”极为重要。围绕新的发展定位，必须把推进工业新型化、农业现代化、市域城镇化、城乡生态化作为转型发展的根本举措和重点任务。

　　推进工业新型化，要在资源原材料深度加工中催生新项目、新产品和新产业，提升资源就地转化率；把循环经济作为基本路径，提高传统产业循环率；建立以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轻型产业体系，提高新兴产业占比率；实施重点行业和领域的节能减排工程，提高节能减排率；扶持一批科技创新型企业，实施一批重大科技专项，兴建一批科技创新园区，提高科技贡献率。推进农业现代化，要把确保农民增收作为核心任务，把“一村一品”、“一县一业”作为主攻方向，把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作为战略举措，把普及新农村建设重点村标准作为基础工程，不断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推进市域城镇化，要凸显太原都市圈的龙头作用，加快建设区域型城市群，实施“大县城”战略和“重点镇”工程，增强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推进城乡生态化，要抓好造林绿化工程，建设“绿化山西”；推广清洁能源，建设“气化山西”；实施“蓝天碧水”扩容提质工程和重点区域流域生态治理修复工程，建设 “净化山西”；解决饮水不安全和空气、土壤污染问题，建设“健康山西”，为全省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