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工业文明席卷中国，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治理方式受到巨大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乡村治理转型，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挑战。

　　近年来，乡村的变化更是不断加剧、加深：延续了数千年的农业税取消，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开始获得政府补贴；城市化、工业化加速发展，农民大量进 城；农村土地被大面积征用，招商引资在给地方带来发展的同时，也使得污染下乡，利益纠纷增多……这些变化，正在深刻改变着乡村治理的基础。在不少农村地 区，改变所引发的治理失效，为矛盾冲突提供了土壤。在加强社会管理、化解社会矛盾的大背景下，适应乡村的新情况、新变化，调整、转换乡村治理方式，实现乡 村善治，显得尤为迫切。

　　当前，在探寻新乡村治理方式的过程中，尤其应该深刻认识到，仅仅依靠对农民多予少取的惠农政策，并不能完全有效地化解乡村矛盾；乡村的发展方 向、存在形态也不可能完全以城市社区为模板。所以，我们提出新乡村治理，就是要在过去一些好的乡村治理政策措施的基础上，探讨乡村治理改革的新视野、新思 路、新途径，以筑牢国家稳定之基。

　　乡村新观察

　　“新农村建设起步了，可村里人太少了”

　　一场秋雨，让吕梁山上的核桃树、枣树等，显得更加青翠，即将成熟的果实，寄寓着农家沉甸甸的希望。

　　开车行驶了十几里山路，来到吕梁山深处山西省临县玉坪乡玉荐村所辖自然村——长青村时，已是下午4点。打开车门，入眼处阡陌纵横，一派初秋风 光。然而，与以往儿童喧闹玩耍、鸡犬悠然觅食的村庄不同，长青村被笼罩在一种深深的寂静之中，散建于山间、坡上的一些农家窑洞，有的已经破落坍塌，洞前的 院落有的已被种满了作物。

　　清冷的秋雨中，作物的生机和村庄的寂静，给记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在同来的当地干部指引下，记者找到了长青村53岁的支书刘晋福。老刘正在家里吃饭，按照山里人的习惯，这是当天的第二顿也是最后一顿饭。

　　刘晋福早年丧妻，平常和一直打光棍的二弟一起生活。不过这一天，家里变得热闹起来——在市里打工的三弟夫妇在中秋节前回来了。

　　刘晋福说，现在长住村里的有60多人，其中20多位是65岁以上的老人。“年轻人只有过年过节才回来，也只有那时候村里才热闹点。平常都是冷冷清清的，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见。”说着，老刘轻轻地叹了口气。

　　靠近临县县城的城庄镇阳宇会村虽然地理位置优越，但也面临着与长青村同样的问题。村干部马占奎说，平常留守在家的主要是小孩和60岁以上的老人。

　　阳宇会村是山西省新农村建设试点村。记者在村里看到，村户间的道路都已硬化，道旁绿树成荫；广场上，篮球架、大戏台等文体设施一应俱全；学校、 卫生室、便民店等公共设施齐全。然而，即便已是上午10点左右，除了几个上学的孩子、出门溜达的老人以及在便民店前下象棋的几位村民，偌大的村子里再也看 不见其他人。72岁的村民高香莲对记者说：“新农村建设起步了，可村里人太少了。”

　　寂静的村庄、紧锁的房门、独居的老人……在山西吕梁山区的临县、静乐县以及太行山区的平顺县、武乡县等地农村采访，记者不时能看到类似的场景。

　　数据或许更能说明问题：临县白文镇桐村共有1200多人，常年和临时性外出打工人员近800人；静乐县神峪沟乡大山头村在册人口220多人，实际常住人口只有11户29人，其中大部分是老年人；平顺县虹梯关乡碾凹村在册人口近80人，常住人口不到20人……

　　在大山头村，随处可见村民常年外出后留下的坍塌窑洞，村里没有人声，不见人影，似乎只有那几条游荡的狗，还能证明这儿确实居住着村民。这个行政 村没有村级组织活动场所，没有文体活动场所，也没有卫生室。村民看病、买日常物品都要步行4个小时的山路到20公里外的镇上。即便是平常磨面，也得用驴子 驮到七八里外的另一个村庄。等待剩余时光的耗尽，似乎成了留守的10余位老人的全部生活。

　　曾经被人们捧在手心、辛勤耕种的土地，随着青壮年劳力外出以及留守老人年龄的增大，许多也已渐趋荒芜。大山头村原有1200多亩耕地，现在村民 耕种的只有100多亩。远处的山上还能依稀见到耕地的田垄，只是如今已长满了数尺高的野草。在阳宇会村，离村稍远一些的两三百亩耕地现在也已荒芜。

　　一些村干部说，由于年轻人大都出去了，村里的公益事业很难开展，比如想搞道路硬化、亮化工程，基本找不到劳力。刘晋福说：“我们也想给村里干点儿实事，但老年人思想转变不过来，还有人说自己是快要死的人了，折腾那些事干什么。发动不起来，出工不愿意，出钱更不行。”

　　养老也成了新的难题。高香莲老人说，孩子们出去是为了挣更多的钱、过上更好的生活，也是为了让他们的孩子上更好的学校，有更好的前途，作为老 人，当然理解，也支持。这些年农村发展得挺好，老人们在家生活也很方便，只是想到将来还是有些担心。“现在还能相互照顾，年龄再大点就不行了。孩子在外挣 钱，不可能回来照顾我们，村里乡里又没有养老院，到时候怎么办呢？”

　“农民现在进步了，可村干部的工作难度增大了”

　　中秋小长假的第二天下午，江苏海安胡集村54岁的老支书胡仁福有那么点“小郁闷”：村里修公路，工程队的人不小心将沿线村民家种的一小片黄豆毁坏了，双方闹起来。胡仁福到现场做了半天工作，嘴都说干了，到傍晚才勉强调解好纠纷。

　　“这种小矛盾在以往，村干部一句话就搞定了，现在居然要费那么大劲。”老胡的情绪一时难以平复，边说边摇头，“你说这修公路也是为了村民出行方便，村里为争取镇上支持不知费了多少心思，可到头来还得求着村民！”

　　胡集村是一个有5000多人的农业村，这几年道路建设跟不上需求，村民提出要修几条路。村里没钱，让村民集资很多人又不肯；村两委打了很长时间 报告，好不容易才得到镇里的扶持。可自从今年7月道路开工，老胡和其他5名村干部就没少“求人”——修路涉及农户拆迁，一些农户提出就是给补偿也不愿意 拆，因为房子拆了不方便。结果，到现在工程一直是断断续续的。

　　老胡的牢骚，不是个例，许多地方的村干部都有同感。山东省章丘市旭升村支部书记术沛河坦陈，现在农民进步了，权利观念增强了，经济上也更加独立了，这本是好事，可村干部工作的难度因此大多了。

　　从山东平阴县城驱车到东阿镇乔楼村时，已是下午4点多。汽车从柏油路拐进村里的土路，扬起一路灰尘。迎接我们的村支书高德溪看上去很精神，但谈起村里的情况，他多少有点无奈。

　　“现在农村不好管了，各家过各家的日子。村里5个干部，整天忙着治安维护和矛盾调解，再就是村民看病、孩子上学等事情，事情办不好村民会有意见，所以只能尽量争取让大家满意。”高德溪说。

　　乔楼村是个纯农业村，全村182户612口人。住在村东头的谢秀芹说，她平常极少去村部，“就算有非常重要的事，也是路过村支书家时，顺道过去说一声就行了。平时都不打什么交道”。

　　取消农业税，无疑是中国农村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革新。它所带来的，不仅有广大农民负担的减轻，还有农村社会生态的悄然变化，广大农村土地上的一个重要群体——村干部的权威，也伴随着“催粮要款”时代的远去而面临挑战。

　　在南京市江宁区的万安村，清瘦的村委会主任王叶刚猛吸了口烟，眨巴着眼睛，向记者讲述了他当村干部16年的感受。

　　“现在与过去不同了，集中村民办个事真不容易，有时候还真得求着他们。大到修桥修路，小到清理垃圾，都要给点报酬。”王叶刚说，去年9月开工的 长江引水工程，要求全村每6户一个水表，放置水表的池子要安置在其中一户人家的房子边。结果有两三户不同意安置，村干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找来与这几户 人家关系好的人做工作，最后才办成。

　　行走各地，记者深深感受到，中国的乡村如今所发生的变化，可谓前所未有——乡村再也不是宗族式的乡村、集体农庄式的乡村，也许，一个“散”字，可以道尽乡村社会生态的巨大变迁。

　　村庄散了。很多地方尤其是东部，乡村合并造就了不少动辄数千人的超级大村。村子大了，村民不知道村干部是谁，村干部也不知道村民住哪里。

　　人散了。产业分工使得农村不再只有纯农民，还有工人、农民工、小商贩、企业家等等，他们与基层组织的联系不像以前那么紧密，乡间流行的语录是“有田有钱不靠你，不偷不抢不怕你，外出挣钱不理你，出了问题要找你，解决不好闹死你”。

　　经济纽带散了。以往，“催粮要款”是村干部最主要的工作，也是一种权力，农村税费改革后，村干部由“收钱”转为“发钱”，尤其是粮食直补等惠农资金如今都通过一卡通、一折通等直接发放到农户手中，农村干部与村民的经济纽带就更少了。

　　江苏太仓一位退休村主任感叹，税费改革是天大的好事，但现在农村工作缺少抓手，政府与群众、干部与群众之间关系相对比较游离。一些致富能力不 强、公信力不高的村级组织很难谈得上有凝聚力，更别说威信。“人心不齐，修条路、办个厂什么的都很难，出现矛盾后也不能很好地解决。”

“生活好了，邻里间却陌生了”

　　虽然在行政区划上属于岳阳湘阴县管辖，但界头铺镇离长沙市区只有30多公里。宽阔笔直的公路两旁，时不时可以看到“对接大长沙”之类的巨幅广告，离镇上不到两公里的地方，已经划出了一大片区域，集中了一些从长沙市区搬迁过来的小厂。

　　从界头铺镇往金华村是一条乡间水泥路，路边稻田里的晚稻再过些日子就要收割了。车行5公里左右，转个弯，一个小山塘边上，就是易志军的家。“又是整整一年多没回来了”，走进屋里搬了把椅子，坐在家门口的樟树下，易志军叹了口气。

　　易志军在长沙买了一套房，村里的房子平常只有父亲和小孩住。10年前他外出打工，赚的钱越来越多，回家的次数却越来越少。离家10年，村里的变化很大，而易志军感触最深的，是一种说不出来的陌生感。

　　村里的房子越修越漂亮，水泥路也通到了各家各户，但儿时的朋友大多已远去，有的进了城，有的到外地打工去了。在村里，很多人见了面好像认得，却叫不出名字。“这次回家是带孩子到城里上学，以后回来的次数会更少了。”易志军淡淡地说着，语气中流露出一丝惆怅。

　　“村里人外出打工，确实比在家里赚得多，但也让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再那么融洽了。”村民易朝晖说，这几年，村里离婚的多了，大多数都是男人在外面赚钱后不要原来的老婆了。“村里的老人都觉得这很不好，一下子出了好多陈世美。”

　　58岁的易正春是易朝晖的叔叔，儿子在天津打工，媳妇和孙子跟着进了城，女儿则嫁到了镇上，开了一家服装店，只有他和老伴一直在家务农。老两口住的一幢两层小楼，显得空空荡荡。

　　“人和人确实疏远了。”易正春说，以前每到农忙时节，四邻八舍都会互相帮忙，主家称肉打酒，忙完了农活，大伙聚在一起吃顿饭、喝几杯酒，气氛很融洽、很快乐。“现在不同了，邻里间互相帮忙的少了，耕田、打药、插秧都得请人、雇工，一个工50多块钱。”

　　湘阴县界头铺镇金华村只是全国许多乡村的一个缩影。在湖南、江西等地农村采访时，记者同样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双重冲击下，传统乡村的“熟人社会”正在“陌生化”。

　　一些基层干部告诉记者，在来自城市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浸染下，传统乡村那种邻里守望、互帮互助的纯朴乡风正逐渐消逝，农民的思想观念、生活习俗正在向城市急剧靠拢。

　　“突出的表现在人情关系日益金钱化，社会关系逐渐陌生化，代际关系逐渐疏离化。”丰城市袁渡镇政协联工委主任邹毛如说，现在要组织村民开个会很难，大家都忙着办自己的事，人都凑不拢，有时乡里组织村民们开个会，没有“误餐费”，好多人都不愿意来。

　　“经济发展了，一些农民的精神面貌却下降了，只讲个人利益，不讲集体观念。”湖南省宁乡县道林镇农民杨跃进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末，杨跃进曾是宁乡县著名的减负组织者，发动过不少群众反贪减负。如今，杨跃进是一名村民小组长。

　　“如今别说组织那么多人，组织几十个人修条路都很难。”杨跃进说。作为组里的负责人，他多次想组织农民在组里修条机耕路，但有几个农民就是不同意，“本来路修好了大家受益，但只要一提到出钱出力，许多人就死活不同意。”

　　陌生的乡土、远去的乡情。在乡村行走，记者的胸中不时涌动一种淡淡的伤感。也许现代化的大潮下，传统的乡村终将远去，可在记者的心头，依然期盼能看到袅袅炊烟，听到悠扬牧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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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经济发展了，有的农民利益却受损了”

　　沈良发坐在村头，不时望一望身边正在建设的工地。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这声音打破了村庄的静谧，也打破了他内心的平静。

　　现年57岁的沈良发是长江岸边安庆市宜秀区大桥办事处沙桥村农民，过去全家依靠2亩多耕地维持生计。5年前，当地政府引进的一家企业落户村里， 以每亩1万元的价格征走了他家1亩多土地。前年，随着工业园区的扩展，又一家饮料企业进驻村庄，他家剩余的耕地也以每亩1.28万元的价格被全部征走。如 今，全家8口人虽然都是农村户口，居住在村庄里，却已身无寸地。

　　“两三万元的征地款，只够一家人一两年的生活。政府虽然帮助买了保险，但标准很低，男的年满60岁、女的年满55岁才能领取每月100元的养老金。现在物价越来越高，这么低的养老金以后日子怎么过啊！”沈良发对记者说这番话时，脸上挂着几分忧郁。

　　失去土地以后，沈良发的孩子们拖家带口外出打工，在城市漂泊，而他夫妻二人只能赋闲在家，守着村中的房屋。“我们说是农民，没地；说是工人，没岗。现在是农不农，工不工。”

　　记者与村民攀谈了解到，这个村约有一半的土地被征收，不少家庭全部失去土地。从沙桥村口放眼看去，一边是现代化厂房和脚手架高耸的建设工地，一边是破落的村庄和三三两两聚在一起闲聊的农民。

　　当地一位干部表示，工厂的进驻改善了基础设施，带动了经济发展，还使得不少村民获得了就近工作的机会，真不明白一些人为什么要反对。

　　记者在采访中感觉到，在当下乡村，利益正在分化。在同一件事情上，由于利益诉求不同，地方政府与民众之间、民众互相之间，都会存在不同的看法和判断。

　　中部地区某县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当地的一家矿山企业每年缴纳的税收多达2亿元，一度占到全县财政收入的四成，企业还为当地解决了数十人就业，不少村民也因矿而富。说起矿产资源开发带来的收益，地方政府领导如数家珍。

　　不过记者在现场采访时看到，运矿的卡车从村里经过时尘土飞扬，沿街两边房屋都积满了黄土，村里的道路也被压得崎岖不平。

　　由于这一矿山的尾砂坝存在安全隐患，从去年年初开始，当地政府决定对坝下的200多名村民予以移民搬迁，尽管事前地方政府做了细致的工作，但村民对搬迁安置存在不同看法，怨言纷纷。

　　一些村民说，企业开采矿山赚了个盆满钵满，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长，有的人靠着矿山也发了财，可我们这些村民并没有真正得到实惠，相反，我们的稻田、生活用水被污染了，路被压坏了，最后还闹得要背井离乡，这事搁谁身上心里都不好受啊！

　　这样的冲突并不鲜见。在记者采访的村庄中，不少是靠兴办矿厂，发展加工、养殖等产业致富的，但村民受益严重不均。一位村干部坦言：“经济是发展了，但有的农民利益却受损了。”

　“应多为群众服务，但弯还没转过来”

　　最近正值村两委换届，安徽省蚌埠市固镇县连城镇城南村支部书记曹凤平告诉记者，他已经62岁了，下一届想退休。村两委班子共有7人，有5个都不想再当村干部了。他说，除了待遇低，工作量大，还有更让他们为难的事情。

　　“考核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曹凤平说，他当了35年村干部，税费改革前，整天收费收税，干群矛盾十分突出。税费改革后，干群关系有所缓解， 村干部的工作重心也要转变，多为群众服务，但现在弯还没转过来。村干部疲于应对镇里下达的各种指标任务，如果完不成就会被“一票否决”或扣工资。

　　以下是曹凤平的自述：

　　城南村共有3800多人，是一个不太富裕的农业村，但镇里给村里下达的指标任务却很多。

　　一是招商引资任务。今年镇里给城南村下达的招商引资任务是2000万元，村干部交500块钱保证金，如果完不成就扣钱。我们这个农业村没有资源和区位等优势，根本无法完成，只得认罚了。

　　二是计划生育抚育费征收任务，即超生罚款。按照规定，这项费用应该由政府部门征收，村里没有行政执法权。但镇政府给村里下达考核任务，完成有奖，完不成就扣工资。抚育费的征收标准是二胎6万元，三胎11万元，根本就收不上来。

　　三是妇检指标。镇里规定，下达妇检通知当天，参检率要达到90%，10天之内参检率必须达到98%，完不成就罚村干部的钱，漏检一例扣10块钱。可现在村民外出打工的多，就算当天通知，人家马上往回寄检验单，有时10天也到不了。

　　四是招工指标。县里企业用工短缺，也给村里摊派招工指标。但由于工资太低，农民不愿干，村里就不得不贴钱帮企业找农民工。

　　五是农业保险指标。农业保险是商业行为，本当自愿，但上面也下任务，要求村里要达到98%的入保率，成了强制保险。在实际操作中，因受灾后赔付不到位，有的农民坚决不入保。

　　还有令我们村干部头疼的事情就是收费。原有的税费项目没了，但新的收费项目又来了。如上级要求村民每人交5元的综治费，用于巡逻队员的工资和购 买器具。但老百姓交了后，仍难避免偷盗等案件发生，于是来年就不愿交。为了收齐各种费用，我们必须三番五次挨家挨户跑，磨破嘴皮，操作不当还可能引发矛 盾。

　　记者在多省农村调研发现，曹凤平的经历有一定的普遍性。乡镇干部们也坦承，“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乡镇为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只得依靠 村干部。安徽省蚌埠市固镇县刘集镇镇长路军说：“一般乡镇都有数万名群众，乡镇工作人员不过几十人，如果没有村干部，根本忙不过来。”

　　不过一些村干部在忙于完成乡镇政府下达的任务时，却忽视了对村民的服务工作。不少村民反映，现在村干部上门宣传政策的少了，导致大家对于如何享受国家的惠民政策，如办理低保、残疾人补贴等，都不是太清楚，村干部应该多做些政策宣传。

　　湖南省常德市政法委副书记饶南丙说，新时期农村干群矛盾更多地体现为一种需求冲突，要化解这一矛盾，一方面需要上级政府进一步转变作风，根据老 百姓的需求，更科学地确定地方发展的目标及对村干部的工作要求；另一方面，村干部也需要提高自身素质，提高带领群众致富、完成工作任务及服务村民的能力。

新乡村治理路径探究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农村劳动力、土地等资源要素大量外流，加之农村税费改革的巨大影响，乡村社会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 化。半月谈记者在晋皖湘赣鲁苏等多地农村采访感到，乡村很大程度上已不再是我们一贯印象中的乡村，它在经济基础、社会生态、人际关系等方面都出现了新的特 征。在这些乡村里，既有的矛盾有所缓解，但新的问题又浮现出来。在此背景下，基层干部群众和有关专家认为，应当加快探索适应新形势的新乡村治理模式，以推 动农村经济社会良性发展。

　　适应乡村多种变化 治理需要崭新思路

　　记者在多省农村采访时，基层干部群众普遍表示，新时期农村矛盾冲突和干群关系有所缓和，根本原因是中央一系列惠农政策发挥了效益。

　　近年来，中央在全面取消农业税之后，又采取了粮食直补等多项补贴措施支持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并实施新农合、农村低保、义务教育免费、新农保等 政策，切实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无疑，目前乡村出现的新的治理难题，需要“多予少取”的惠农政策继续发力，但仅限于此已经不够了。

　　湖南省常德市政法委副书记饶南丙表示，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发展，我国农村正加快向现代多元社会变革，农民身份和生存状态发生很大变 化，利益诉求也呈现多元交织趋势。特别是税费改革后，农民对基层组织的依附感弱化，呈现一种松散状态，村庄集体意识逐渐淡化，给乡村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

　　专家表示，为适应乡村新形势，一种新的、更加全面的治理方式亟待建立。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赵树凯认为，新的乡村治理方式不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行为，而应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主要通过合作、协商、建立伙伴关系来管理公共事务。在这个过程中，多种类型、不同层面的社会力量在协同合作基础上实现共治。

　　在这种治理方式下，并不是所有公共品都要政府来供给，诸多公共品可以由社会组织甚至私营部门来提供，如在教育、卫生、环境等领域，社会组织都可 以发挥重要作用。在新农村建设中，有许多事情，也可以充分调动民间力量，而不必什么事情都由政府来操办。由民间组织出面，让农民自己操办，成本低，效率 高。

　　赵树凯说，新乡村治理就是要建立政府与乡村社会的新型关系。这种新型关系的核心，是革新基层政府运作，激活农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让多种社会力量成为发展的主体，让这些主体在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协同共治。这其中，政府仍将发挥重要作用，但不再是唱独角戏。

　　及时回应群众关切 干部应向服务转型

　　安徽省蚌埠市固镇县城关镇张桥村村民张忠良说，现在村里干群之间没有什么大的矛盾，不过希望村干部能给村民提供更多服务。本村村民希望干部能帮 村民办几件事：一是村里的变压器太小了，村民家里的大件电器越来越多，700多户人家不够用。自己养了100多头猪，有时候电机打不上水。二是希望村里搞 一些符合农村实际的规划，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三是国家的惠农政策，比如办理低保、残疾人补贴等，村民都不知道，村里应该多做这些政策的宣传和告知工作， 特别是现在外出打工的多，常年在外的人更不清楚相关政策。

　　张忠良的感受和希望在新时期的农村正在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饶南丙生动地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干部找群众办事；90年代，是群众找干部办事；到了现在，一些群众是要求干部办事，老百姓看到干部服务不到位就会产生意见。”

　　不过，基层干部和相关专家表示，当前基层政府及村级组织在回应群众关切、转变观念搞好服务方面还存在一些实际困难，主要表现为乡镇政府责权严重 不对等、村级组织存在“泛行政化”倾向等，导致基层干部忙于应付经济发展指标和上级交办的行政性事务，而对新时期农民在矛盾调处等社会管理、公共文化服务 方面的要求很少能够顾及。

　　山西省社科院社会学专家李小伟等人认为，新形势下加强乡村治理，除了要求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自觉转变观念、适应群众要求、加强服务之外，还应当 加快乡镇机构改革步伐，推动其由行政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可以借鉴城市行政服务大厅模式，根据农民实际要求和地方实际统筹设立办事窗口，提升乡镇政府为农 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村级组织则要更好地代表农民利益，发挥为农服务及在管理村级事务方面的作用。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地方建立的为民服务全程代理制度，受到群众欢迎。如近年来安徽亳州市谯城区推出了政府“为民服务全程代理”工作模式， 将农民生产和生活中遇到的难题列成211项，分门别类之后，由基层政府及村级组织为群众无偿代理、全程服务。过去的“干部动嘴、群众跑腿”，变成了如今的 “群众动嘴、干部跑腿”。

　　挖掘乡村治理资源 提升村民自治水平

　　化解乡村矛盾与冲突是各个时期乡村治理的重中之重。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山西省长子县信访局副局长牛素红等人认为，化解 矛盾的办法主要包括司法渠道、政府与村级组织主导的调解机制，以及乡村内部的民间调解机制等。在现阶段，可以利用程序化的现代司法体系来化解乡村冲突，但 对于农民群众遇到的一些比较琐碎的实际问题，这种办法有时效率低、成本高。此外，在当前农村社会管理和基层治理存在一些不足的情况下，在个别地方，由基层 政府主导的调解方式也受到部分农民排斥。

　　记者采访发现，目前，我国部分地区已经发展出一些民间纠纷解决机制，能够充分利用本土资源和地方性知识，解决一些小规模纠纷和矛盾，受到农民欢 迎。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不久前有一条路压坏了，农民的橘子运不出去，群众意见很大，乡镇党委也没办法，最后还是当地的柑橘协会牵头把人请进来，想办法把货 拉出去。协会还找到市委书记，请求其号召大家吃“爱心橘”。

　　2009年10月，太原市晋源区成立了以退休村干部刘春根为首的7个老党员、老干部组成的华晋太汾专业合作社调解委员会，并得到区司法部门的指 导与帮助。两年多来，已成功化解30多起较大的经济纠纷、缠访案件，日常还口头调解多起邻里纠纷，并在村庄宣传党的政策，对化解农村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

　　专家认为，在加大法制宣传力度、引导培养农民法律意识，增强政府解决基层问题的能力、更好地为农民提供服务的同时，加强乡村治理的一大重要思 路，是充分挖掘乡村社区的本土资源，提升农村自治水平，提高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通过民间调解机制来化解村庄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当前应当重视和 培育农民较易接受的专业合作社等农村经济组织、乡民理事会等民间纠纷调解组织，做好引导和监督工作，提升村民自治水平。

　　整合多方形成合力 共同维护农村稳定

　　农村社会的稳定是国家稳定之基，因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郑风田等专家认为，当前我国基层维稳体系还存在多头受理、条块分割、力量分散等弊端，出事后看似谁都管实际却没人管。因此加强新时期乡村治理、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应当整合司法及其他相关部门的矛盾排查和冲突处理资源，打造党委领导下的维稳“全科医生”。

　　小店区位于山西太原城乡接合部。2007年12月，小店区委整合街道乡镇的综治办和司法、信访、法庭、派出所等行政司法资源，挂牌成立街道、乡 镇综合治理工作中心，并在各个街道、乡镇设立矛盾纠纷联调窗口，随时接待群众来信来访。对政策性强、涉法涉诉的重大信访案件，由综治工作中心牵头，协调公 安、司法、法院、检察院、国土等部门联合调处，变“平面调解”为“立体调解”，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融合，形成了多位一体、多元联动的“大 调解”工作格局。2010年全区各级调解组织共调解民间纠纷3407件，调解成功率为95%，其中运用大调解工作机制调处矛盾纠纷76件。

　　2009年7月，山西恒大绿洲地产公司拖欠小店村土地补偿款1.8亿元，村民聚众围堵工地。小店街道办事处迅速启动联合调解机制，经公安、司法、法院、国土等部门及时调解，最终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小店区政法委书记张建平说：“立体调解工作格局使大量矛盾纠纷在基层得到妥善化解，有效防止了矛盾激化，减少了不稳定因素和群体性事件。”

　　对群众反映突出、带有普遍性的复杂疑难问题，湖南省洞口县推行部门联合接访，县乡两级定期召开民情汇报会，县乡主要领导主持联合办公会协调有关 部门统一解决。洞口县委书记黎仁寅说：“推行部门联合接访，有利于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使一大批重大疑难信访案件得到妥善解决。”

　　湖南省社科院新农村研究中心主任陈文胜认为，新时期农村稳定工作呈现出新的特点，上述地方创新信访维稳机制，整合行政司法资源，以群众工作统揽信访维稳工作，这种维稳思路是一种新的、有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