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期以来，从制定《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法规，到下发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再到部署对违法征地拆迁案件的督查工作，党和政府连出重拳，体现了坚决制止违法征地强拆、维护群众利益的决心。

　　然而，吉林长春朝阳区违法强拆致人死亡案、辽宁盘锦兴隆台区违法强拆引发伤人案、湖南株洲云龙示范区强拆致农民汪家正自焚死亡案……有关部委近期查处的六起强拆致人伤亡案表明，一些地方的强拆冲动，并不会因某部法律的颁布彻底消弭，必须祭出更严厉的手段。

　　强拆悲剧大多有权力主导的因素，即便商业拆迁，也往往有钱依权势、权纵钱胆的“利益同盟”。其背后，则是“权大于法”的拆迁思维。这也是为何法律禁止“行政强拆”后，依然有一些地方政府铤而走险。故而，对违法强拆，除了加大监督问责力度，更要强化司法作用。法院要对政府的强拆申请严格审查，对“违法强拆”勇敢说“不”；各级党委也要为法院工作创造条件，使其有底气说“不”。

　　征地拆迁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些地方的拆迁之所以成为“火药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群众工作不到位，方法简单，甚至以强迫、威胁等方式对待被拆迁群众，致使矛盾不断激化。毛泽东曾说过：“有许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在他们的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群众还没有决心，还不愿实行改革，我们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才去实行这种改革，否则就会脱离群众。”那些急不可耐的拆迁者，可曾有过这样的感情和耐心？

　　中国的城市化是一个大趋势。在这一“除旧布新”的过程中，我们理解地方治理者的不易与艰难，但更不能忘记为什么而出发、为了谁而发展。在拆迁过程中，倘若政府自己都不遵守法律，又如何引导群众在法律框架下表达诉求？倘若连个体公民的合法权益都得不到维护，所谓的“公共利益”又如何取信于民？

　　当一些地方以断水断电断路等方式强迫搬迁时，也有一些地方在积极探索拆迁补偿的利民新机制；当一些地方深夜偷袭民宅搞强拆时，也有一些地方正在推行阳光征收维护农民利益；当一些地方的拆迁推土机与燃烧瓶对峙时，也有一些地方在强调“先安置后搬迁、先补偿后拆迁”……不同拆迁行为的背后，实则是执政能力的差距。从这个意义上看，在拆迁中能否正确处理发展经济、维护稳定、保护群众利益的关系，能否实现依法、文明、和谐征地拆迁，是一个地方治理水平的分水岭，决定着领导干部是否有资格“为人民服务”。

　　也正如此，对那些默许纵容、甚至亲自批准“违法强拆”的领导干部，需要坚决依法严肃问责，使“禁止违法强拆”这根红线，成为“高压线”，成为党和政府公信力的“生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