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类拥有一个多层面的世界，这个世界中，人类主观体验的兴趣、价值、感情、情操等因素，并不亚于客观世界里物质环境的作用。因而，滋养人类生命和灵性，比权力扩大、多生产标准化商品更为重要；但不幸，如今人类却把后面这些内容本身当作了生活的目的。  

    如今，古希腊的神庙、文艺复兴时代的宫殿，已都不能代表我们的文化；机器，同样，也不能充分体现我们的文化。恰恰相反，我们知道，我们几乎无力自拔地专注于机器那冰冷冷的秩序，这本身就显露了自身的软弱，表明我们情操上不安，感情上压抑，或者，表明我们人类已经从社会生活的要求中全面退缩了。在这样一个全新的时代和全新的格局中，坚持把机器当作宗教般的迷信崇拜，无非表明自己无力诠释当今时代的种种难题和危险。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勒·柯布西耶出版他的论战性著作《走向新建筑》，是个不可低估的反动影响：它是一种倒退，而不是前瞻。

    前面说了这么多，并非要证明，形式服从功能这个信条是在误导人，千错万错，错在对这个公式的理解和使用过于狭隘。事实上，功能主义必须服从两个主要的限定条件：首先，不能仅仅用机械学的概念来理解功能，把它仅仅理解为建筑物的物理学功能。新的技术手段和设备以及机械功能，当然都要求新的表现形式；但是，新的社会目的和新的心理洞察力，同样要求新的表现形式。

    建筑物除了自身那些物理学要素之外，还有许多因素会影响到使用者的健康水平、舒适程度和愉悦感。所以，如果考虑到人性的全部特征和需要，具备表达或者象征意义，也就成为建筑物的基本属性和主要标准之一了。而且，所要履行的功能越是复杂，其所要求的形式便越丰富、越巧妙。换句话说，而且顺便也引出了第二个限定条件，就是：表达意义本身，其实也就是建筑的首要功能之一。

    比如，姑且从建筑物的卫生保健设施的层面来分析，建筑师可能仔细计算了需要多少立方英尺空间才能向公共大厅里一千人提供足够的空气；或者，借助音响效果的准确计算，加上一点点运气，他还可以设计出一个大厅，其中的每一位听众都能最大限度地听清楚那些必要的声讯。但是，建筑师在做完这一切科学计算之后，他还需要从其他角度来重新审视和斟酌这些数据，看看这样的建筑空间和形态会对人类灵魂可能产生哪些影响。中世纪的大教堂里，当时的经济背景中，舒适和良好的音响效果，通通让给了教堂的堂皇和神秘氛围，这些都是设计出来震慑信众的。在中世纪文化的大背景下，这样的安排既是有效的象征主义又是真实的功能主义。

    在文艺复兴时期等级森严的贵族社会中，音乐本身服从于上层贵族家庭盛装游行的豪华排场，游行的目的是炫耀财富和地位，相互攀比对照，让他人和公众羡慕不已。这种局面中，新古典主义歌剧院的马蹄形剧场形式，虽然音响效果很差，却能保障包厢观众的良好视野；这样的安排，就表达当时社会文化框架内这些显贵的重要社会地位来说，同样其如其分地体现了建筑物的应有功能。

    换言之，每一幢建筑物，除满足生活中物质和机械职能之外，还需担负使用者特有的文化职能和心理目标。因此，有机含义的功能主义，不能仅仅满足于实现了机械功能，或者满足了人们生理需求后，就止步不前了。正因如此，英国在重建众议院的时候，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就很明智地提出，让议会里的坐席数略少于议员的实际人数；这样，在出席人数正常的情况下，就能保持议会辩论过程中一种紧密和亲近的氛围。

    丘吉尔的这一提议十分聪明，非常符合议会大厅墙壁上那些中世纪装饰，虽然这些浮华矫饰的装潢图形已十分古拙失当。英国就是这样，直至当今他们的议会大厅里仍然顽固地保持着一些传统仪式，比如，演讲人还要拿着象征性的权杖，很让现代人感到无所适从。虽然一些慧眼独具的建筑师或许能用某种办法呼应这种传统仪式，比如，靠一件独特的雕塑，等等。

    到了20世纪20年代，随着勒·柯布西耶的首创和影响日益广泛，机械化符号语言，以及种种背离人性特征的做法，被当作包罗万象的原料用在现代建筑之中。这种局面之下，弗兰克·赖特的建筑开始遭受到相当多武断而激烈的批评、诋毁和贬低，不过，这种贬抑的更层次原因，还是由于赖特的建筑作品在质量上要远胜于勒·柯布西耶学派。赖特的建筑设计作品中，无论主观因素或者象征因素，都与建筑的机械功能要求同等的重要。比如，从他早期草原住宅设计开始，他就力图用建筑的手段来展现人类理想，让建筑的平面布局和立体形象都成为人类理想的外化，千方百计让建筑反映出使用者丰富的人生志趣和追求。花园、田园等等，后来能够作为要素进入室内设计，其最初的驱动力乃是有机思想本身，乃是人们渴求融入大自然的原始愿望。惟其如此，赖特早期草原住宅设计中那种平阔舒张感，后来才被他用来作为表现手段介绍给了早期的区域型住宅设计，化为其中的粗大横向线条。同样原因，赖特后来的作品中，也开始采用严格的几何形体，圆形、正方形、椭圆形等，此类人们主观精神的种种选择倾向，作为整个建筑物占地的平面模式。结果，如后来者马修·维茨基所指出的，这种情况下，原来旧有的公式就被颠倒了：功能臣服于形式，人来开始对自然发号施令了。

    可是，当主观的东西被过分表现，其结局就往往很不愉快了——就像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效果那样，讲究中轴对称，平面和立体组合都要求平衡布局和对称规划，结果都是费力不讨好。但是，这样说仅只是承认，如果机械功能——如孤立起来看——不能满足人类生活要求的时候，这种情况下主观表现形式（若脱离了实际需要的考量）必然会变得为所欲为、主观武断、桀骜不驯，完全背离正常观念。因此，一个建筑师越是善于、敏于表现的技巧和效果，就是说，如果他越是善于将“楼房”转化为“建筑”，那么，他就越需要有自知自明，越需要自控自律；尤其，他就越需要把自己内心的愿望服从于用户的个性和追求。

    就后面这种情况而言，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建筑作品有时候也并非无懈可击。当然，赖特绝少遇到后面这种情况：面对一位非常严厉的客户，坚持己见并敢于拒绝赖特那咄咄逼人的天才创造力，却又要求各种问题最终都能面面俱到获得圆满解决。不过，有种情况在赖特建筑中很突出，往往是不言自明的，这就是：赖特建筑中居于统治地位的不是机器，而是人性。因此，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设计了那么多建筑，其中明显的标志，绝非机械学的整齐均一，而是变幻无穷的丰富多彩，这变幻万千的丰富多彩，却又是赖特自身那种积极向上的个性能够掌控自如的。而且不论人们如何品头论足地挑剔他的建筑设计，比如说，我当年就曾经提出过一些批评意见，但我们仍会发现，他的作品在当今建设设计当中仍不失为突出的杰作，原因是这些作品能把机械特性和人性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我们看到，形式服从功能，与功能服从形式，他常常能够交替运用，能让两种法则在必然和自由之间有韵律、有节奏地相互伴舞，在我们眼前不断展现构建与取舍的变通，客体决定自我与自我决定客体的交替运用。

    总之，赖特以他丰富的想象力，创造性地运用机器形象，同时却能拒绝沦为机器的奴仆而忘却自身目的；这些，他都做到了。因而，他作品便成为呼唤未来的号角，号召技术与艺术，在一个全新的时代，最终实现联合。

    然而，要求建筑物一方面必须实现其种种实际职能和实用目的，同时，另一方面又要求它富于人性表现力，充分表达其象征含义——这样一种创作境界，其实是很难实现的。只要看看如今我们近旁一幢建筑物就会相信，要建成符合这样标准的建筑物，有多么困难了：我说的近旁这建筑物，就是新近落成的联合国组织机构的秘书处大厦。这幢宏大的钢铁、铝合金和玻璃材质的矩形高楼，通体为棱柱形，与其说是楼房，不如说是个巨大无比的玻璃镜，它能将整个曼哈顿大都会地区的都市景象都映照在其中。这幢硕大无比的建筑物，一方面体现了当今技术能力的完美成就，另一方面呢，给人的感觉却又脆弱如蛛网，空灵透明如一大玻璃板；或者，规划的几何形体又让人联想到蜂巢。为了完成这幢建筑物，二三十位建筑精英和工程巨匠齐聚一堂，反复会商。不幸，最终为这一设计所选定的指导思想，从建筑学的思想主张来说，是一种十分狭隘、十分浅陋的思维，远不能解决该项目各种实际问题。比如说，他们决定把这幢联合国秘书处大厦建成一幢十分高耸的大楼，让它雄踞于附近楼群之上；从这一决定本身，我们刻意看出两点：首先很可能，从一开始就没有很好地理解该建筑应有的伟大象征意义；或者，完全曲解了联合国这一重要国际组织的性质和使命。还有，若放在全纽约城的大范围来看，这幢楼虽有42层，却完全无法产生任何高耸效应，因为在纽约那一大片著名楼群中，这无非是个无名小辈；一眼望去它甚至显得低于视平线，因为其所面临的水滨和高楼之间，还有段很大的坡降。而再看它与联合国大会大厦的联系，就会发现，秘书处大厦则又显得极其高耸，几乎令人压抑，这真是咄咄怪事，除非这些建筑师们就是为了恶搞，存心要表达人所共知的一个事实：詹姆斯·伯纳姆的管理革命已经成为既成事实了，而这个真正的决定就是在联合国秘书处做出来的，而且，其决策者是一个官僚机构。

    那么，这幢大厦是不是按照办公楼应有的概念和功能严格建造而成的呢？或者，有关的建筑师们，抓住了这个天赐良机，努力为全世界其余的办公楼展现一个理想样本：不受任何房地产投机操作的局限，也不受任何局促建筑地块限制，还超脱出大都会的拥挤建筑群落，是这样吗？可惜，不幸，作为一幢巨大办公楼的功能单元，这幢联合国秘书处大楼则更加乏善可陈，甚至还比不上它的象征效果。这幢建筑，正如后来它的首席建筑师所说，实际上是三幢独立的办公楼，依次叠加而成的；三幢办公楼各自都有自己的电梯、通风换气设备。

    换句话说，从功能上讲，找不到任何理由要盖成现在的高度。另外，就为了追求一个单纯的、审美目的，创造了那么大一面延续不断的玻璃墙幕立面，殊不知这要把多少钱财糟蹋到大量的清洁工作上；因为，玻璃窗之间那么多拱间墙，以及窗户本身，都需要清洗，清洗之外还要养护，其耗费数量之大非同一般。此外，还有人工通风设备的巨大耗能，都会白白损耗掉宝贵资金，否者可以用于更有效的目的。而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

    该项目的设计为了在大厦南北两端创造出类似连续的大理石石条的纯粹抽象美艺术效果——或许，还为了顺便为女厕所的窗户增大开口宽度，其原因那就谁也搞不清楚了——结果，建筑总周长约四分之一都未能合理利用而牺牲掉了。否者，这些立面完全可以用来为办公区提供自然采光。

    然而，其功能效果又如何呢？效果就是，如此一个重要机构的工作人员，不能在很理想的办公环境中工作，只能在建筑物内部许多惨淡枯燥的小方格隔间里工作，享受不到阳光、空气和外部景观。如果充分考虑了功能需要，这些条件本来都可以通过设计来满足。为一个世界规模的国际机构设计的项目，而且，该机构使命之一就是要不断改进工作人员的工作条件，居然设计出这样一种结局，真是个很丢人现眼的大败笔。因为，这样一幢建筑内，必要功能许多都丢失了，工作条件恶劣，这本身就意味着其象征意义也失败了。

    简言之这幢秘书处大厦为了追求一个象征意义上的纯净美效果，牺牲掉了自身许多正当的、必要的功能要求，而其所追求的象征本身却并不具有合理的象征意义；除非我们认同这幢摩天大楼的象征意义就在于它令人信服地、又于无意义之中象征着当今世界一个非常广泛的现象：生活价值正在涣散，人类文明正在解体。

    实用功能和表现形式的关系，最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当代建筑师当中有一个人已经最为接近了该问题的最终答案。可惜，他于1950年在一起飞机失事中英年早逝了。这就是波兰裔的美国建筑师马修·诺维茨基。诺维茨基的去世带来的损失，真可以与当年的约翰·威尔伯恩·鲁特同样也是英年辞世时，建筑界遭受的损失一样的令人痛惜。诺维茨基一生短暂而精彩的四十年当中，从头到尾涉猎了现代建筑的各种形式，从20实际之初出现在法国的以毕加索等人为代表的立体主义，到机械功能主义、本体表现派，再到以勒·柯布西耶为代表的“国际风格”，他都涉猎到了。由于诺维茨基立足于当今时代，他把标准部件、模块等等，看做现代建筑的基本法则，认为这些东西是构成现代形式的最基本原材料。因而在这类现代建筑设计模式当中，比如建造于北卡罗来纳州州府罗利市博览会会场，他就采用了典型的现代形式，以抛物线的圆弧拱形，构成了会场大看台上迭次升高的层面：大胆而壮美，真是鬼斧神工的一笔，而且与功能要求贴合得天衣无缝。

    但是，诺维茨基也懂得，任何建筑物都会传达自己的心声，而且，这一心声还须让使用者能够领悟。因此，在为罗利市设计图书馆和博物馆拟定草案时，他考虑到这两个设施的选址都很靠近州政府和议会就非常注重传达北卡罗来纳当地人所十分推崇和崇尚的本乡本土的古典主义优秀内容。为了在设计中迎合这种心理，他在新建筑设计中采用了人工照明，以创造坚固石材建筑的气魄，同时让它具备现代形式，共同传出古老建筑可爱的质感。这一手法，这种悟性，这种人文关怀，与勒·柯布西耶建筑设计常常要求人们削足适履的做法适成对照。让人想起古希腊神话中的强盗普洛克路斯，他开店招揽旅客，体长者需截下肢，体短者则伸长身材，以适应他旅店的要求……

    所以，同样，当马修斯·诺维茨基去印度为东旁遮普邦首府设计建造新都，他就没有携带任何西方现成的陈旧设计方案，而是发挥自己优异的独创和敏锐，从印度人生活方式当中汲取营养，不厌其烦地观察和吸收印度建筑上各种细小的装饰符号和语言。最后，他设计出的住宅单元小区，亲切可人而丰富多彩，采用了印度当地现代建筑特有的模式和图案，与当地景观融为一体，同时传达了印度人的人性特征和家庭生活气息。

    诺维茨基的建筑，植根于严格的物质基础，在此基础上雄踞于实现社会层面和人性高度。他为人谦恭，富于同情心和人性关怀，真诚地尊崇生命的各种表达形式；因而，他比同时代的任何建筑师都跟更有条件去实现一个伟大的使命：就是，在有机与机械、局部与整体、抽象理性与鲜明个性之间，找到一种充分的妥协。所以，如果现代建筑还要继续发展、继续成熟，就应该沿着诺维茨基开始照亮的道路继续前进，创造丰富的形式去正确体现人类社会生活每一方面的内容，去不断追求机体与精神、实用功能与象征主义的完美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