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把城市看作一个生命体，像人体有五脏六腑一样，城市也有她自己的脏器——各个功能区，按照城市功能学的划分，较大的城市可分为住宅区、工业区、商业区、文化娱乐区、科技教育区、政治行政区等，犹如器官之间要进行血液流动、能量交换一样，在城市各个功能区之间也存在着人流、信息流（包括电子化为信息的资金流动）和物流，比如说，在商贸区和工业区之间发生的是物质与资金的流动，在科教区与其它区域之间发生着支持性信息（技术、理念）的流动，而住宅-休憩区与其它所有区域之间是人的流动。在功能区之间发生的不同方向、不同承载和不同强度的流动与功能区本身的运行一起保障了城市母体的生命力。

    中医认为人体内脏器官之间功能上是密切联系、相互协调的。某一生理活动的完成，往往有多脏器的参与，而一个脏器又具有多方面的生理效能。表现在城市上也同样如此，一个规划良好 、运转正常的城市里，城市各个功能区不仅在执行自己的使命，更要与其它功能区之间相互配合、互动，因为一个城市功能运作，往往是多个城市“器官”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城市病的发生表面上看是主司某一职责“器官”的问题，实则可能是城市功能区之间的整体运作出了问题。

    以城市“拥堵病”为例，其发生很可能是城市功能区之间协调失灵造成的。在以“首堵”著称的北京，由于城市功能区的高度集中与重叠，造成行政区、商务区、高科技开发区甚至交通枢纽都集中在城市核心区域，这就像心肝脾胃都挤在一起，怎能不发生拥堵呢？

    懂得了城市内部功能区之间的相互配合就懂得了城市生命体的第一重平衡。祖国传统医学认为，一个健康的生命不仅是身体器官之间的和谐与平衡，还包括身体与自然界、天地万物之间的通达、适宜的物质和能量交换。对城市生命体而言，城市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平衡是城市生命体的第二重平衡。这里自然是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两种意义的统称，它既是城市发展所赖以维持的水、土地、空气等自然价值物，也指称城市这人工系统之外由动植物、微生物群落和它们所处的非生命环境组成的生态系统。

    在城市建设中，城市与自然的适宜关系常常让位于经济利益、投资效益这样堂而皇之的理由。在曾经的百湖之城武汉，湖泊面积自上世纪50年代的1581平方公里，缩减为到上世纪80年代的874平方公里。近30年来，又减少了228.9平方公里，相当于3万多个标准足球场。与之相对应的是，近30年来，武汉市城市建成区总面积从220平方公里增加到475平方公里，扩大了一倍有余。上世纪50年代初，武汉市七个主要城区共有大小湖泊127个，目前仅存38个，其中真正专用于调蓄雨水的湖塘只有5处，消失的湖泊成了道路、广场和住宅区，这样无视自然本身调节功能的填湖造地和城市建设，几乎毁灭了江城天然的湖泊调蓄优势。而这一切，在今年夏天的强降雨中，酿成了水淹全城的恶果。

    6月18日，一场“13年来最强降雨”突袭武汉。一天内降水量达193毫米，武汉中心城区88处路段出现渍水，多数地方水深在40厘米以上，交通瘫痪。虽然官方将城市内涝的解释为降雨太强、排水能力跟不上、工地施工破坏管网等传统原因，但有市民通过在地图上标注积渍区发现这些地区大多地势低洼，原本就是湖泊。

    城市水系和绿地的破坏造成人工建筑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的相对隔离状态，使得天然的水系循环系统失效，导致城市抵御灾害的能力越来越弱，这正是城市“内涝”的重要原因。城市自然系统被破坏的原因是复杂的:巨大利益驱使之下开发商、住户违规侵占水系、绿地，政府相关部门缺乏有效制约意志和机制，甚至直接“开卖绿地”，获取回报。

    是的，相比于盖楼盘、建购物中心，保持城市的河湖绿地看起来着实是件不赚钱的买卖。但经营一个城市就要算大帐，不管从生态本身还是从生态宜居带来的综合效益来看都是这样。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通过气候调节、洪水调节、疾病调节和水质调节等方式调控自然过程，净化人类生存环境；此外，生态系统还会产生非物质益处，包括精神支持、审美愉悦、灵感、身心调和等。而如上“服务”没有哪一项是可以通过GDP来直接衡量的，但却可以说它们关系着城市这一人类文明形态本身的存续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