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安全生产事故频发。煤矿、非煤矿山、道路交通事故和建筑物、桥梁垮塌事件，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面对这些事故，我们不禁要反思，为什么近年来，食品安全、生产安全等公共安全问题屡禁不止，甚至有的地方顶风作案？我认为，这些所谓“事故”背后的原因不仅仅是安全意识、法律意识淡薄，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反思过去30多年以做大GDP为特点的发展导向是不是到了该转型的时候了。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清醒的认识，下一个教训可能更加深重。

　　GDP增长“一俊遮百丑”的时代已经过去

　　改革开放之初，各级政府工作的重点是解决生存性问题，解决约2.5亿绝对贫困人口的吃饭问题。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私人产品极大丰富，不仅广大社会成员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而且我国正朝着世界强国迈进。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我国已经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不可回避的是，以做大GDP为主要特征的国富优先的发展导向，在某些领域产生了负面效果。在2008年底国际金融危机中，我们不得不反思，实施了30多年的国富优先的发展战略，在国内外发展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GDP增长“一俊遮百丑”的发展导向是不是到了该转型的时候了。事实证明，“GDP增长主义”难以为继。

　　过度追求做大GDP，忽视消费能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走了一条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粗放式发展道路，不仅造成了产能过剩，而且抑制了居民消费需求。1978年我国消费率为62.1%，2009年下降到48%，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2000年以来，消费率下降更为明显，9年时间下降了14.3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之初，居民的消费率将近 50%，现在只有35%，下降了将近15个百分点。

　　消费能力下降不仅指私人消费，而且广大社会成员对公共产品日益增大的需求与公共消费能力不足，成为近10年来突出的社会矛盾。其中，公共资源供给不足、配置不均等是导致公共消费能力低下的重要原因。以当前普遍关注的学前教育为例。近年来，“入园难、入园贵”成为双职工家长头疼的事，特别是在城市农民工子女，更是难上加难。2004—2009年，我国学前教育机构的支出总额平均以 16.25%的速度增长，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到总经费总额的 65.44%，但是这些投入尚不足以满足学前教育的总体需求。从教育经费的生均支出额来看，目前学前教育仅仅高于小学教育，位列所有教育类型中的倒数第4位，其中主要由公共财政开支的预算内生均支出额只占到 56.18%，低于所有教育类型综合的平均水平。

　　过度追求做大GDP，忽视公共安全。过度追求GDP增长的恶果就是唯利是图，甚至人的生命都要让位于GDP增长。这突出表现在忽视生产安全、食品安全和环境安全等公共安全。

　　以安全生产为例。尽管近年来中央三令五申，反复强调安全生产问题，但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国家安监总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各类生产事故死亡79552人，同比下降4.4%。但照此计算，平均每天事故死亡218人，伤亡数字庞大。根据2011年我国上半年煤炭经济运行情况通报，全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每生产100万吨煤允许死亡的人数比例）为 0.492%。这与世界主要产煤国有较大差距，美国、波兰、南非等主要产煤国的煤炭百万吨死亡率都已经下降到0.1%以下。我国煤矿占全世界煤炭总量的 37%左右，但是事故死亡率却占全世界煤矿死亡率的70%左右。相关调查表明，我国煤矿井下采掘一线80%以上为农民工，这些农民工大都来自中西部贫困落后地区，普遍存在文化水平偏低，安全意识不强，安全技能较差。在所有导致煤矿事故的直接原因中，由人为因素所导致的占比高达97.67%。

　　过度追求做大GDP，忽视社会公平。最近一段时间讨论的比较多的话题是中国是否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根据世界银行所描绘的“中等收入陷阱”中的一些主要表现和指标值，如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城乡和地区发展失衡、基本公共产品短缺、市场竞争不公、社会正义和信用丧失、腐败多发等，几乎都在当前的我国有程度不同地反映。

　　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不仅来自经济领域，很大程度是来自社会公平与公正的缺失。社会秩序的失范，甚至在某些领域社会底线的丧失，所引发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多。如果每一级政府，每一个企业，甚至每一个社会的制度设计，都把过度做大GDP作为引领自己行为的航标，那么建立社会公平和公正的经济社会秩序就缺乏基础。

　　动车不是速度越快越好，GDP增长也不是越快越好。GDP增长不应成为政府追求的唯一目标和政绩考核的唯一指标。而是“把速度与质量、效益和安全有机结合起来，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现实很多情况表明，某些地方政府奉行的“GDP增长主义”成为压倒其他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经济社会发展有他自身的客观规律。违背了这个规律，GDP再大，也只是一个数字游戏。“GDP增长主义”背后可能是更多“发展中的痛苦”。

　　“民富优先”应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导向

　　2011年7月28日温家宝总理在温州视察动车事故现场，悼念遇难者时讲到：“发展和建设都是为了人民。而最重要的是人的生命安全！一个政府最大的责任就是保护人民生命安全。”这道出了发展的本质。发展根本上是实现人的公平与可持续发展。

　　发展导向的转型首先来自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30多年前，改革发展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吃饭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来源于GDP的快速增长，尽快做大GDP，实现“国富”。经过30多年改革发展，广大社会成员的需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即从注重私人产品到公共产品的转变；从注重物的发展到人的发展的转变。正是由于公共需求结构的变化，我国开始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新阶段。
　　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尽管经济发展水平还有待提高，但全社会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已得到初步解决，发展的目标逐步聚焦于人的发展，保障并提升人的发展权，实现人的自身发展、公平发展和全面发展成为发展的主要任务。?

　　在发展型新阶段，发展导向应有相应的转型。在社会需求结构变化的特定背景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质，是由经济总量的发展导向转变为国民收入的发展导向，以“民富优先实现民富国强”。“民富优先”基本含义不仅要使老百姓活的富裕，而且还要保障老百姓活的安全，活的幸福。

　　老百姓要的是“真富裕”而非“被富裕”。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GDP仍排名靠后。从收入分配分配基本结构看，长期存在“四个失衡”：即在社会与政府上，政府积累财富的比重越来越大而社会和个人收入占比越来越小，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995年的9.87%持续上升到2008年的19.99%；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占国民收入的30%左右。在资本与劳动上，向资本集中，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996年的53.4%下降到2007年的39.7%，企业盈余占GDP比重从21.23%上升到31.29%，而在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在垄断行业与普通行业上，向垄断行业集中，占8%的员工拿取了 50%的工资。在城市与农村上，向城市集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近几年一直保持在3.3:1左右的高位。“四个失衡”不仅降低了我国的经济安全性和长远发展的潜力，而且已经影响到社会的稳定。老百姓需要的是真富裕，而非“被富裕”，是公平的富裕，而非畸形的富裕。

　　老百姓要的是“真安全”而非“被安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我们常常能够看到“规章上墙”、“责任到人”，但还是有很多低级的公共安全事故发生。例如，楼脆脆、桥脆脆成为网民讽刺公共安全的热词。很多情况是，我们身处在这种公共安全风险不断累积的“被安全”状态中。“被安全”不是靠有效的制度执行来得以确保，而是靠一次次苍白的承诺，一次次“亡羊补牢”式的大检查，甚至通过“人情”和“活动”来造就一种“安全”。我们不知道身边还有多少公共安全隐患潜伏着。我们要的更多的是茅以升先生的“桥坚强”所打造的“真安全”，而不是形形色色的“被安全”。

　　老百姓要的是“真幸福”而非“被幸福”。经济因素是影响幸福的重要因素。但经济增长与幸福并非绝对正相关。如果经济增长变成“GDP崇拜”和“GDP增长主义”，那么很可能不是“幸福来敲门”，而是痛苦来敲门。近年来，继“GDP崇拜”广受批评后，一些地方又掀起了“幸福指数崇拜”。一些官员为打造“幸福氛围”，一个个“幸福指数工程”拔地而起，于是乎不少人“被幸福”了。幸福不幸福，老百姓心里最清楚。政府官员打造的“幸福指数”并不能代表真正幸福。

　　发展导向的转型关键是加快推进政府转型

　　“失掉了安全，就失掉了高铁的可信度”。而失掉了公共安全，就违背了发展的基本原则，也就失掉了政府的公信力。公共安全事故频发，暴露出我国在垄断行业、国有企业等领域的改革久拖不决，严重滞后，甚至某些改革在既得利益掣肘下扭曲变形。在全国都把注意力集中到应对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某些领域的改革甚至在走回头路。发展导向的转型成败与否，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自身改革的实际进程。

　　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背景下，政府要实现由经济建设主体向经济性公共服务主体的转变；面对公共产品短缺的突出矛盾，政府要作为社会性公共服务的主体，为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长提供重要保障；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定背景下，要加大改革力度，使政府成为制度性公共服务的主体。“十二五”实行民富优先的发展，尤为需要确立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理念。政府要从自身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强化公共利益代表的地位。可以说，政府是维护公共利益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政府义不容辞的基本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