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信息化进程的加速,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普及,社会舆情赖以生存的传播渠道急剧扩张;自媒体的兴起,使得中国社会舆情达到前所未有的外显程度。下面结合调查数据对当前中国社会舆情的特点进行分析。
公众主动利用新媒体进行表达,已由个案发展成为公民普遍的观念和意识
经济社会的发展促使我国公众政治参与的自觉性、自主性与积极性显著提高,对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各种问题更加关注,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追求与探究日益迫切。而网络舆论场的勃兴,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渠道。公众参与社会公共领域的广度逐渐增加,程度日益深化。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12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57亿,居世界第一位。随着网络的普及和广泛使用,我国网民对互联网的应用已经从初级的信息获取转向互动参与。公众主动利用新媒体进行网络表达,已经由个案发展成为公民普遍的观念和意识。
从当年黑龙江的宝马案到孙志刚案、华南虎事件,再到邓玉娇案、瓮安事件、钓鱼执法事件以及2010年的局长香艳日记事件等,公民直接通过网络互动平台揭露政商腐败、社会不公现象,参与公共事件的讨论,给各级政府及其他相关主体带来巨大的舆论压力。
网络作为当今中国最大的舆论场,代表着一定的民意,而且“可以说是一种最具‘原生态’的鲜活民意”。但现阶段我国网络表达的非理性特点仍然突出,政治参与无序性问题明显。
微博改变了舆论的传播格局和生成、演变机制,重塑了中国社会的舆论生态
在互联网进入中国的十几年中,新媒体经历了从无到有、普及率从低到高、影响力从小到大的过程。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中国整个媒介生态环境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大众媒介信息传播渠道不断扩张,传统媒体对信息的垄断和对舆论的控制格局被打破,信源主体从传统的大众媒介及其控制机构逐步扩展到公众个体层面。同时,新媒体的交互性带来了充分的即时交流和网络互动,以往传播格局中泾渭分明的传者和受者的界限逐渐模糊,任何个人皆可成为信息发布者的时代得以实现。尤其是近两年来微博的异军突起,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舆论传播格局和生成、演变机制,重塑了中国社会的舆论生态。
微博正在上升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媒体之一,它的兴起彻底打破了传统媒体的“专业主义壁垒”,在直接发掘新的议题的同时,也从传统媒介那里“抢”走了部分议题设置权。众多新闻事件体现了这一趋势。例如,网友王凯第一时间在新浪微博上发布甘肃舟曲泥石流灾害的现场照片,短时间内被数千名微博网友转发;山西尘肺病矿工钟光伟用手机发布700多条微博讲述维权遭遇……这些微博内容都曾经引起传统媒体关注,并成为其争相报道的对象。
同时,微博也在改变着网络舆论场,标志着互联网信息传播的新阶段。微博凭借短、平、快等优势正在形成自己独特的“微博舆论场”。微博的传播特性加速了舆论的形成和扩散,实名认证制提升了微博舆论的权威性和可靠性,庞大的用户群使微博舆论场具有了一定的规模效应。曾几何时,网络论坛、博客、新闻跟帖是三种最强大的网络舆论载体,然而随着微博的兴起,论坛、博客在事件曝光方面的功能明显弱化,网民爆料的首选媒体更多地转向微博。
微博带来中国社会舆论生成机制的改变和公众参与公共领域、社会生活的改变,无疑给中国的社会管理提出了新挑战。
网络舆情影响力正积聚放大,对公共事务和政策的影响日渐深入
新媒体环境下,公众通过新媒体表达诉求、抒发己见、监督权力、建言献策,对政府公共管理体制、机制、运作模式等产生重大影响,网络舆情影响力不断积聚和放大。网络舆情以其主体的多元化、议题的广泛化、民意表达的直接化等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为我国政策、法律法规完善过程中的价值取舍、利益权衡提供了重要依据,促进了政策、法律法规制定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首先,网络舆情推动公共决策协商模式的确立。传统的政府管理中,公共决策往往是通过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自上而下地宣布政策出台,民众往往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听证会、信访和传统媒体报道等几种方式参与公共决策。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成为公民表达民意的重要渠道,也成为政府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窗口,政府决策方式逐渐从以政府为绝对主导的模式,转变为政府主导、民众参与的协商决策模式。如众所周知的节假日调整,政府事先主动通过网络媒体展开大规模的民意调查,在广泛尊重民意的基础上,再进行内部商议,最终敲定决策方案。
其次,网络舆情影响公共管理的政策议程,促进政策法律法规的完善。网络表达的聚焦和升温,会促成社会公共领域的议论,引发政府等公共管理主体的重点关注,形成社会话题的“公共议程”,并使之最终上升为政策议程。如佘祥林案中网络的热议,推动了死刑案件审判程序的改革;上海钓鱼执法事件,带来对“钓鱼执法”的明文禁止;“开胸验肺”事件推动了卫生部新版尘肺病诊断标准的发布与实施;等等。可以预计的是,随着中国社会的民主进步和新媒体的发展,网络舆情对公共事务和政策的影响会越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