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刀下去，好了，就不再拖累家人了;要是要了命，也就不用再拖累家人了。”53岁的重庆农妇吴远碧无钱就医做手术，赌命挥刀自剖放出腹部积水。这是当前进城农民工因病陷入绝望的极端案例。所幸其挥刀自剖的惊世行为启动了时下底层百姓遇到困境获得救助的一般模式(媒体报道 领导重视 职能部门积极行动)，目前得到了救治。但该事件背后的体制缺陷却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5月23日《华商报》)

网友：这不是农妇之痛，而是社会之痛。

 网友：“图省钱省事不入医保”恐怕不是主要的原因，农村合作医疗生个小病小灾还可以治治，生个大病也没办法，因为老百姓没钱。

网友：在一些地方，农村的新农合是“新农祸”，医院大肆开药过度治疗，一个普通感冒十元即可治好，但医院多管齐下，动辄上千元，虽然国家报几百元，但患者还得水涨船高多掏几百元。新农合使医院一个萝卜两头切，挖了财政，坑了患者，富了医院!请有关部门切实改变以药养医的医疗体制，真正为百姓做实事。

媒体论道：

“剖腹自医”：保障缺位的悲怆自救

无钱看病，剖腹自医。悲情元素的混杂勾勒出“看病贵、病不起”的社会病灶，令人扼腕。五旬农妇的“剖腹自医”，在公共救济缺位的语境下，俨然是“开胸验肺”式的权利自救，“刮骨疗伤”的悲壮中饱含着对制度保障“短板”的愤懑。

若非走投无路，谁会剑走偏锋?农妇吴远碧挥刀自剖，缘于生活所迫，纯属无奈之举：捉襟见肘的家境，着实不菲的医疗费，都像是凛冽刺骨的寒风，侵袭着贫弱之躯，也让生存的步履更为艰难。吴远碧的个体际遇，跳不出“因穷惧病、因病致穷”的循环怪圈。贫苦之刃，削减着她的抵御力，在突如其来的“怪病”面前，“弱不禁风”刻画着她的生存之艰。

制度保障无疑是驱散生活阴霾的外力“屏障”。在现代文明里，医疗保障是托起“病有所医”的根本，也是压倒重病的那根“救命稻草”。若保障到位，吴远碧或许能在制度化人文关怀下免于“有病难医”的厄境，权利的干涸也能得到制度“甘霖”的滋润。遗憾的是，因为她是进城的农民工，没有暂住证所以不能办医保，当地又称她不属于“大病救助”范畴，昂贵的手术费是一个外来农妇不可承受之重，在权利诉求和现实门槛的错位下，公共救济的阳光最终没能照到吴远碧身上。用菜刀代替手术刀“剖腹自医”，自己给自己“做手术”，成了极端又无奈的自救。

吴远碧忍下剧痛、冒着危险决意自行医治，跟保障机制的纰漏撇不清干系：首先，她没有参保。每年120元的参保费，对节衣缩食的农民工而言，是一笔不小的经济负担。在“短视性”的利益权衡下，许多人宁可承受“飞来病祸”的风险，也不愿背上经济重荷。其次，保障资源的短缺，衍生出“大病救助”难敌“大病来袭”的局面。

“剖腹自医”与“开胸验肺”别无二致：身逢劫难，却都遭遇社会救济乏力，草莽自救，维系着生存的最后一丝光亮。若参保门槛对弱势群体更低甚至为零，若保障资源充沛、救济之手“主动出击”，弱者还会挥刀自剖么?制度的善意与温情，从来都是消弭黯淡、规避悲剧的良方。能否用制度保障撑起人的尊严、让无力者有力，衡量着社会文明的长短。“剖腹自医”的悲怆映衬出公共救济的破陋，它无关智慧勇气，却关乎权利救赎。

“剖腹自医”背后是多重贫困

这的确是件悲哀的事，那些生活本就窘困的人，对外界的认知也有限，他们本着最个人的生活经验对未来作出预判，他们很难跟上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接受各种新事物。对待社会保障也是这样，他们心疼钱，侥幸以为不会生什么病，甚至真生病了，他们也多以听天由命的态度进行对抗。这样的表现让人心痛、心急，这样的表现也反映了医保宣传的必要，以及信息引导的必要。如果没有这种必要的引导，没有观念的转变，悲剧还有可能再发生。

当然，农妇剖腹自医背后还有一种贫困需要重视，那就是作为特殊群体的权利贫困。虽然，这位外来务工人员可以办理暂住证，可以办理城乡医疗保险，但一个绕不过的问题是，不办理暂住证便无医保可能，不办理暂住证就无法获得相应的权利。这其实本身就是一种权利上的贫困：作为外来进城人员，他们与城市居民的待遇是不相同的，若想享用相同的待遇必须有相应的附加条件。所以，看似简单的问题背后还有一些不得不说的社会问题当权利贫困存在时，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就会被明显地放大出来，一些脆弱的群体就可能产生问题。

 对于这样的群体，社会应做的工作还有很多：不仅仅是当成个案去传播，还应考虑到如何去消除这些群体背后的多重贫困。只有这样，这些群体才能远离悲剧。

农妇剖腹自医让新医保蒙羞

就是这样的病情，当地的有关部门竟然判定吴远碧的病情竟然”不属于大病救助”范围，让人感到农村新医保成为当地政府的一块遮羞布!

我不知道什么样的病属于大病，属于救治的范围。我只知道，领导哪怕是打个喷嚏，也会围上一大堆医生，送医送药，床前也能堆满了鲜花水果营养品。而那位挥刀剖腹的农妇，连呻吟的力量都不具备，直接痛昏过去了!

据媒体消息，当地领导认为吴远碧没有办理城乡医疗保险，城乡医保一年只需要交120元，患大病可有60%左右的报销。话听起来有理，但是算起来依然让人怀疑其可信度。就算是办了城乡医疗保险如何?5万元的治疗费去掉60%以外，也还有2万元没法报，况且这60%里面，还要剔除不少是不在报销的费用。即便纳入大病救助，也只能从民政部门多领

5000元钱，其他的资金缺口依然无法弥补。

新医保制度实行以来，确实帮助农民解决了不少问题，但是依然弊端多多。一是报销金额受限。目前医疗保险的报销范围都有“门槛费”和封顶线，农民患了重病大病，花费超过封顶线以外的部分，只能由自己承担。二是报销医院受限。县外医院及市级以上医院就医报销比例相对较低。没有与县农合局签订协议的医院报销比例更低甚至不予报销。目前，大部分乡镇卫生院的医疗水平和医疗设备达不到县级或省、市级的水平，如果说农民患上大病需要手术时，乡镇医院的条件和水平很难达到要求，就必须到县级或者是市级医疗条件相对较好的医院进行诊治、住院，患者在花费高额的费用时，报销的比例却是相对较低甚至不能报销。三是医院借机提价。有村民反映如果在一般的药店买药比在能刷卡的药店平均一次便宜4、5元，如果是住院那就更不得了，如果医院知道你是新农合能报销，医院平均每天会给你加50-100元不等，到结果是患者得不偿失，比不用新农合的钱还多。以笔者所在的县城为例，没实行新医保前，农民患胆结石做次手术只需花2400元，新农合实行后，立即涨到了4000元一例。农民出院一算帐，开支反而比实行新农合政策之前高出了许多。

幸亏媒体报道，引起了有关领导的重视，不然，吴远碧即便再破剖三次腹，恐怕也根治不了自己的病。只是，在现行的医疗体制、医保体制下，难道所有的贫穷患者都要走上剖腹自医的路子，才能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妥善解决问题吗?如果真是这样，医保对于那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特困病人群体，还有什么意义呢?
剖腹自医，是对医改深化的一种呼吁

这又是一起“非常态”的爱心救助行动。事件前期的惨烈程度和后期爱心的火热程度成正比。这里面暗含一种非常可怕的逻辑——— 如果你没有得到救助，原因可能是你的遭遇还不够惨烈。这样的暗示意义是很可怕的。但遗憾的是，这种“非常态”处置困境的办法，目前还是我们社会最常用的对待边缘弱势人群和外来人口困境的常态方式。

这种模式的一般流程，通常是某人遭遇到靠自身和亲戚之力无法解决的困境和麻烦，然后求诸于媒体和社会力量，媒体报道后，引起领导和社会人群的关注，并最终促成问题的彻底解决。应该承认，这样的模式，也曾经帮助许多人走出过困境，并上演了许多感人的爱心故事。而这种模式的短板就在于，它终究不是一种长效的可持续的放之于所有人身上都有用的救助模式。它至多只能是一种补充，而不可能是一种主流。因为媒体与医疗卫生和民政救助体系，都有各自完全不一样的属性和关注点。而将关注点放在媒体的兴趣点上，必然出现偏颇的后果，甚至出现救助的机会只与媒体影响有关，而与受助者的实际状态无关。必需的被营救，变成了可能的营救，而可能的营救，其中就具有了巨大的运气成分。这与医疗救助的普适性和平等性是矛盾的。而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面对困难的人，在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媒体，并指望能让自己的身世和病情被媒体 “相中”，形成所谓的“新闻性”。

笔者不敢断言吴远碧女士有这样的“媒体意识”，但她客观上却进入到这样的一套逻辑流程中。如果她因此得到救助，并化险为夷，她应该感谢的除了帮助过她的人们之外，更应该感谢的其实是她的“运气”。写到这句时，我内心有一种滴血的感觉，因为在笔者近二十年的新闻从业生涯中，看到了太多与她命运相似的人的经历，甚至为了提高他们的被救助几率，而想方设法对他们的遭遇给予新闻专业的指导甚至筹划。从新闻操守上，我是有遗憾的，但在人性与人心的道德感上却是无愧的。因为，是某种机制的不完善，才让大家都陷入到这样一种悖论中去的。

我们知道，我国当下的医疗保障体系，是人类迄今为止覆盖人数最多的一种医疗保障体系，但就像中国的其他一些事一样，任何东西，经过十三亿这个分母一除，就变得单薄和简陋了。这种单薄和简陋，表现在人均医疗保障的供应不足，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均，表现在覆盖区域和人群的不全面，表现在外来人口参保障碍和兑现的困难，表现在医保结算方式和体系的不完善造成的“医保不过县”的壁垒，表现在人们急剧增长的医疗保健需求与供给相对不足，以及医疗费用过高引发的医患关系紧张等。

这些问题，都是纠结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每解决一个，都是一个大战役。而我们目光所及的几年时间里，包括新农村合作医疗在内的各种政策措施，也正在日拱一卒式地向前推进着。但它的速度还需要提高。因为有些东西可以等待，唯独病这个东西，却没法容我们慢慢道来。

 吴远碧的剖腹自医，就是一种迫不及待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