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轨迹

　　张鸣，1957年生，政治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制度、农村政治与文化。著有《历史的坏脾气》《武夫治国梦》等。

　　张鸣生活最久的城市是北京，对于北京张鸣却说“没有什么很美好的记忆，反倒是办事受刁难”。虽然张鸣对各种社会问题喜欢“放炮”，但是在象牙塔里面的他和城市的关系并不密切，“和城市很疏离，校园是一个相对比较独立的地方，人际关系相对比较简单，那种中国社会上的人际往来我们都没有。城市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栖居地，提供基本东西的社会场所”。他还坦言“现在中国的城市千篇一律，更喜欢小城和以前的城市，因为更有人情味”。

　　急功近利让城市管理者越来越市侩

　　不久前，一块立起来之后又被拆掉的纪念碑成为民众关注的热点，这块碑是黑龙江省方正县“日本开拓团”纪念碑。

　　网上有消息说，方正县之所以立这块碑，是着眼于从日本招商引资。“如果这个消息属实，那么就更不应该了，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耻辱。在日本政府一直不肯就强迫劳工和慰安妇问题做出道歉和赔偿的时候，立这样的碑，仅仅是为了换一点投资，不能不说我们的某些地方政府实在是过于市侩了，已经精明到了脸面都不要的地步。”张鸣对此表示很愤慨。

　　其实这和很多书记们念叨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是一个道理，“国人热衷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但却没文化，乱搭台，把中国文化弄得乱七八糟，驴头不对马嘴。”张鸣认为这些都是G D P挂帅在作祟。

　　“中国人比较缺少反思精神，多难兴邦和失败是成功之母一样，前提是当家人有切实的反思，否则，失败是更大失败之母。”张鸣表示，不难发现，这块碑背后的逻辑可以概括成一个耳熟能详的成语———“急功近利”。这也正是当下城市管理者奉为圭臬的发展逻辑。

　　如今中国的城市化是向农村抽血式的城市化

　　《辛亥：摇晃的中国》和《北洋裂变：五四与军阀》是张鸣近一两年内颇受读者好评的书，谈论民国，他当然很有发言权。

　　张鸣认为民国时期的上海和现在没什么大的区别，“除了两个地方，租界和贫民窟，租界是按西方模式兴建起来的。租界西人有纳税制度，铺路筑桥，设警巡逻，这些都是后来的城市发展时的学习对象。而且很多宣传新思想的报纸都是在租界办的，因为国民政府管不着，所以那些‘乱说话’的记者，大不了躲进租界，而骂街依旧。还有一个是允许贫民窟的存在，不像现在这么‘干净’”。

　　中国被西方拖入了它们的世界体系里，出现了各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常见的现象，“这一时期的中国，一方面是沿海沿江城市的兴起，一方面是内地农村的凋敝。由于城市化速度加快，农村精英离乡的比例增加。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农村的衰败，本身是一种常见的现代化病，任何国家都免不了，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张鸣强调当时农村破败的主要原因，还是世界共性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导致的。而现在农村的凋敝则是因为“抽血式”的城市化，“现在的城市化是一种抽血式的城市化”。

　　和现在一样，民国时期由政府主导的乡村建设大多都失败，但本质却不一样，“由知识分子主持的乡村建设、企业家主持的乡村建设，以及数不清的乡绅们自发搞起来的乡村建设试验，也都有相当的成就，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乡村的状况，扭转了乡村破败的趋势。当乡村里的乡绅还存在，乡村的社会文化结构还没有发生大的改变，乡绅的主动性依然可以收到相当的效果”。

　　中国只有一所教育部大学，与现代城市精神相悖

　　大学的出现应该归功于商人阶层和独立自治的新型城市的发生，大学的内核也是独立。现代大学以洪堡负责筹建的柏林大学为标志，他为现代大学确立高等教育三大自由：学习自由、教学自由和研究自由。而现在我们要面临的是没有独立和自由的大学。

　　“现在大学有病，病得不轻，病入膏肓，癌症晚期，癌细胞严重扩散。”提起中国的大学，张鸣毫不客气地批评。确实，中国大学是继中国足球之后人人都喷口水的问题，除了备受争议的本科评估、学术造假、行政化，张鸣认为行政主导的垄断公司化才是真正可怕之处。和中国千城一面的情况一样，全国的学校其实只有一所，“那就是教育部大学，所有的学校，无论大小，都是分部、支部、支支部。大学的毕业证由教育部统一发，研究生录取分数线，教育部定，哪个学校该上博士点，依然教育部说了算。大学有行政级别，副部级和局级，凡是副部级的大学，校长都是空降部队。”

　　著有《大学之理念》的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认为，大学是一个人们可以在此自由地探索真理、教授真理的地方，也是一个人们可以为了这一目的蔑视一切想剥夺这种自由的人的地方。而当下中国大学的社会功能正在丧失，“教育实际上培养的不是知识分子，是培养国家机器中的某一颗螺丝钉。”张鸣说。

　　大学的病能治吗？“能。唯一的办法是开放，就像当年经济领域的开放一样，打破国有一统天下。”张鸣指出大学的症结和城市是一样，都是无所不入的行政化惹的祸，“现在都承认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的大学办得好，那时候大学实际上是三足鼎立，国立、私立和教会大学并存。大家比着来，谁要是办不好，学生用脚投票，就得垮台。因此，现在的大学改革，如果要想推动的话，只需要开放这个领域即可，一边开放民资，不能再加限制，不能让民办大学仅仅是拾遗补阙，做高等教育的小商小贩；一边开放外资，让外资进来办大学”。

　　除了开放之外，张鸣还给出想办好大学必须遵循的三个前提：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

　　■深圳观

　　深圳需要重振自己的城市梦想

　　作为大学教授的张鸣，对深圳最关注的莫过于南方科技大学，南科大创校之初时提出的“去行政化”正是他心目中大学改革的方向。从2007年南科大筹建伊始至今4余年间，张鸣写过许多关于南科大的评论，在其中一篇评论中表达了他的担忧：“深圳当年的成功，在于它不是一所大学，而是一座政策特殊城市，因此可以变成一块功能完全的试验田，但是，今天的南方科大，却只是一所大学，一所完全无法脱离母体存在的学校。”而这种担忧似乎越来越成为现实，不久前传出南科大将引进两名正局级副校长一事让张鸣气愤不已，他毫不客气地指出“出了这个事情，是深圳的耻辱”。

　　张鸣认为，深圳作为一个没有什么历史包袱的移民新城，理应建得更有特色。“这个特色，跟所有的移民新城一样，跟移民的梦想联系。”张鸣说，“但是，现在的深圳，改革的锐气正在消失，不仅城市面貌在与其他城市趋同，城市管理、城市的居民自治，也在趋向保守，梦想在消亡。这样下去，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窗口的地位，将会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