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们应当看到，王勇平的“官僚腔”有着相当广阔的背景。如果类似信誉危机发生在中国其它政府部门，它们的发言人未必就能有比王勇平更被公众接受的表现。改变这种被动局面，需要官方做出比撤换新闻发言人更加艰苦、认真的努力。

　　中国政府各部门的发言人制度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从外交部一家有发言人，到现在各大部委都建立发言人制度，甚至党的大机关包括军队也都有了发言人，这是中国政治朝着公开、透明的实质性前进。官方发言人制度还影响了中国社会基层的信息透明，这个过程相当深刻，也相当纠结。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舆论的开放进程，比发言人制度的进步还要快很多。发言人能够提供的信息，总是赶不上舆论的要求。发言人的“官腔”也最容易导致与民间舆论的对立。当然，全世界官方发言人都比活跃的舆论要“刻板”得多，真正做到与媒体认真配合和互动的发言人几乎没有。但中国这方面的问题显然更严重，有时发言人的表态不仅无助于危机公关，反而火上浇油。

　　除了发言人个人原因，官方公信力的缺失，是发言人们处境尴尬的更大原因。当遭遇危机的官方机构被舆论已经假定为“有问题”时，发言人无论说什么，都会显得或者笨嘴笨舌，或者油腔滑调。

　　中国官方应认真反省今年以来铁道部、红十字会等机构与媒体沟通的失败案例。由于有了互联网和微博，通过传统的信息披露方式来引导舆论，今后肯定会越来越难，一旦失误的代价也将越来越高。除了重建舆论与官方的基本信任，从根本解决问题，看来不会有什么别的更好选择。

　　当信任不足的时候，官方在遇事时的坦诚是最重要的。不刻意隐瞒负面信息，还原事情的复杂性，能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当前舆论对“信息不透明”的尖锐情绪。这种情绪常超过人们对一件错误本身的不满，成为公共事件额外的发酵区。

　　中国问题很多，但解决问题需要过程和节奏，太急了欲速则不达，这个道理民间是懂的。其实中国官方对解决问题的着急程度一点也不低，看看中国建保障房的速度，推动医改的速度，就知道中国官方一刻也没闲着。但各官方机构对于解决不了的问题缺少公开坦露和向社会表达歉意的勇气，现行的官方表达体系鼓励宣扬成绩，同时对各种问题“悄悄改正”，而不是把改正问题的艰难、挫折全都展示给公众。

　　王勇平遭舆论围攻直至被停职，是个悲剧。但可以预见，他很可能不是最后一个黯然下台的政府机构发言人。但愿我们的这个预测落空，但愿各政府机构在信息“公开、透明”的路上走得比舆论质疑的速度更快。